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54)

一個人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也就是做決定的責任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的時候。我們很大程度上已經為這一刻做好了準備,我們已經做過艱難的談話了,他已經明確交代過他希望如何書寫故事的結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機,不想受罪;他希望待在家裏,和他愛的人在一起。


但是事情的發展卻不遵循固定的方向,這對代理人的心智構成很大的困擾。僅僅在一天以前,他都還好像可以再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而現在, 她得相信他最多不過還有幾個小時。我母親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我們交談了一會兒以後,她認識到我們冒險走的路是一條下坡路,重症監護為他維持的那種生活絕對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結尾不僅僅是對死者重要,也許,對於留下的人,甚至更重要。她決定告訴他們不要插管。我給我妹妹打電話,她正好要上火車去上班。她也沒有為這個消息做好準備。

“怎麽會這樣?”她問道,“我們確定他不能回到昨天的狀態了嗎?”

我說:“看來不太可能。”家庭所有成員對這類情況看法一致的情況不多。 我第一個意識到我父親已經走到了生命盡頭,我最擔心犯下延長他痛苦的錯誤。我把寧靜終了的機會視為祝福。但是,我妹妹,特別是我母親,覺得完全不確定他已經到終點了,他們最怕犯的錯誤是可能沒有足夠長地保持他的生命。但是,我們一致同意不讓醫院采取任何進一步措施讓他心臟復蘇, 雖然希望渺茫,我們還是希望他可以堅持到我和妹妹趕過去見他。醫院方面把他轉移到一個單獨的病房,我們兩兄妹則查找航班。


那天上午稍晚,我在機場登機口等候的時候,接到我母親的電話。


她欣喜若狂地說:“他醒了!”而且還認識她,他甚至敏銳到詢問自己的血壓情況。我為自己以為他不會醒來而羞愧。無論一個人有過多少見識,都無法預測自然。不過,更重要的、我不斷想著的是:我要去他身邊。他甚至可能再活一些日子。

結果,他只活了4天。我來到他床邊的時候,發現他對於在醫院醒來既警惕又不高興。他說,誰都不聽他的話。他醒來後痛得不行,但是醫務人員怕他再次失去知覺,就是不給他足夠的鎮痛藥。我請護士給他他在家裏使用的劑量,但她必須得到值班醫生的允許,而醫生只同意給一半的劑量。

到淩晨3點時,我父親終於受夠了。他開始大聲喊叫,要求他們給他取掉靜脈注射,讓他回家。“為什麽你們什麽都不做?”他吼道,“為什麽你們讓我遭罪?”他已經痛得語無倫次了。他用手機給幾百公里之外的克利夫蘭診所打電話,告訴一位困惑不解的值班醫生“采取措施”。他的夜班護士終於獲許可以給他靜脈注射大量的麻醉劑,但是他拒絕了。他說:“那沒用。”到了淩晨5點,他終於接受了我們的勸說打了針,之後疼痛開始緩解,他平靜下來。但是他還是想回家。置身旨在不惜一切代價保證活命、除此之外不知道該怎麽辦的醫院,他明白自己永遠說了不算。


我們安排醫務人員把上午的藥給他、停止吸氧,並停掉針對肺炎的抗生素,讓我們帶他走。到上午10點左右,他已經躺到自己的床上了。

他把我一個人留下來,反復對我說:“我不想受苦,不管發生什麽情況,答應我不讓我吃苦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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