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也就是做決定的責任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的時候。我們很大程度上已經為這一刻做好了準備，我們已經做過艱難的談話了，他已經明確交代過他希望如何書寫故事的結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機，不想受罪；他希望待在家裏，和他愛的人在一起。

但是事情的發展卻不遵循固定的方向，這對代理人的心智構成很大的困擾。僅僅在一天以前，他都還好像可以再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而現在， 她得相信他最多不過還有幾個小時。我母親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我們交談了一會兒以後，她認識到我們冒險走的路是一條下坡路，重症監護為他維持的那種生活絕對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結尾不僅僅是對死者重要，也許，對於留下的人，甚至更重要。她決定告訴他們不要插管。我給我妹妹打電話，她正好要上火車去上班。她也沒有為這個消息做好準備。

“怎麽會這樣？”她問道，“我們確定他不能回到昨天的狀態了嗎？”

我說：“看來不太可能。”家庭所有成員對這類情況看法一致的情況不多。 我第一個意識到我父親已經走到了生命盡頭，我最擔心犯下延長他痛苦的錯誤。我把寧靜終了的機會視為祝福。但是，我妹妹，特別是我母親，覺得完全不確定他已經到終點了，他們最怕犯的錯誤是可能沒有足夠長地保持他的生命。但是，我們一致同意不讓醫院采取任何進一步措施讓他心臟復蘇， 雖然希望渺茫，我們還是希望他可以堅持到我和妹妹趕過去見他。醫院方面把他轉移到一個單獨的病房，我們兩兄妹則查找航班。

那天上午稍晚，我在機場登機口等候的時候，接到我母親的電話。

她欣喜若狂地說：“他醒了！”而且還認識她，他甚至敏銳到詢問自己的血壓情況。我為自己以為他不會醒來而羞愧。無論一個人有過多少見識，都無法預測自然。不過，更重要的、我不斷想著的是：我要去他身邊。他甚至可能再活一些日子。

結果，他只活了4天。我來到他床邊的時候，發現他對於在醫院醒來既警惕又不高興。他說，誰都不聽他的話。他醒來後痛得不行，但是醫務人員怕他再次失去知覺，就是不給他足夠的鎮痛藥。我請護士給他他在家裏使用的劑量，但她必須得到值班醫生的允許，而醫生只同意給一半的劑量。

到淩晨3點時，我父親終於受夠了。他開始大聲喊叫，要求他們給他取掉靜脈注射，讓他回家。“為什麽你們什麽都不做？”他吼道，“為什麽你們讓我遭罪？”他已經痛得語無倫次了。他用手機給幾百公里之外的克利夫蘭診所打電話，告訴一位困惑不解的值班醫生“采取措施”。他的夜班護士終於獲許可以給他靜脈注射大量的麻醉劑，但是他拒絕了。他說：“那沒用。”到了淩晨5點，他終於接受了我們的勸說打了針，之後疼痛開始緩解，他平靜下來。但是他還是想回家。置身旨在不惜一切代價保證活命、除此之外不知道該怎麽辦的醫院，他明白自己永遠說了不算。

我們安排醫務人員把上午的藥給他、停止吸氧，並停掉針對肺炎的抗生素，讓我們帶他走。到上午10點左右，他已經躺到自己的床上了。

他把我一個人留下來，反復對我說：“我不想受苦，不管發生什麽情況，答應我不讓我吃苦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