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52)

處於她那種狀況的一些人,一旦被允諾“有尊嚴的死亡”,在沒有其他明顯選擇的時候,可能會把它作為唯一的可控制的機會接受下來。我和馬丁勸佩格試試善終服務。我說那至少可以讓她回家,而且給她提供的幫助可能超出她的想像。我給她解釋,至少在理論上,善終服務的目標是給人們盡可能最好的時光,盡管所謂的最好是他們定義下的。我說,她好像很久都沒有過過一天舒服的日子了。

她說:“是啊,是有——好久了。”

那似乎值得期望,我說,只要一天好日子。

48小時之內,她出院回家,接受了善終服務。我們把消息告訴了亨特:佩格不能再給她上課了,她已經不久於人世了。亨特為此很受打擊,她非常喜歡佩格。她想知道能不能再見佩格一次,我們不得不告訴她不可以。

幾天後,我們接到一個令我們吃驚的電話——是佩格打來的。她說,如果亨特願意的話,她樂意繼續教她。如果亨特不想來,她會理解。她不知道還能上幾次課,但是她想試試看。

善終服務使她可以重新授課,這超出了我的想像,當然也超出了她的想像。後來得知,當她的善終護理護士德博拉去了之後,她們開始討論她生活中最在意的事,以及擁有可能的最好的日子對她意味著什麽。然後她們一起努力實現她的願望。

最初,她的目標只是應付日常生活困難。善終服務團隊在一樓為她安了一張病床,這樣她就不用爬樓梯了。他們在床旁安了一個活動便桶,並安排人幫助她洗澡、穿衣服。他們給她用嗎啡、加巴噴丁和氫可酮鎮痛,利他靈則有效解除了這些藥引起的精神恍惚。

問題得到控制以後,她的焦慮得到了極大緩解。她擴展了視野。“她關注主要的機會,”馬丁後來說,“她清楚地了解自己想要如何度過余下的時日。她要回家,她要教學。”

每上一次課都需要計劃和很強的專業技術。德博拉教她學習如何確定自己的藥量。“上課之前,她會多吃一些嗎啡。關鍵在於要既給她足夠的量,讓她身體舒服,能夠授課,但是又不能多到讓她虛弱乏力。”馬丁回憶道。

盡管如此,他說:“準備上課和上課之後的幾天她都會變得更有活力。”她自己沒有孩子,學生填補了她的這個缺憾。在告別人世之前,她還有一些事想讓他們知道。“可以和她親愛的朋友們道別,給學生們臨別建議,這些對她很重要。”


采取善終服務後,她活了整整6個星期。她給亨特上了4周課,然後舉行了最後的兩場音樂會。一場的主角是佩格從前的學生,他們都是全美各地有成就的音樂家;另一場主要由她現在的學生表演,他們都是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他們聚在她的客廳,為他們敬愛的老師演奏勃拉姆斯、德沃夏克、肖邦和貝多芬。

技術化的社會已經忘記了學者所謂的“垂死角色”(dying role),以及生命接近終點時,它對於人們的重要意義。人們希望分享記憶、傳承智慧和紀念品、解決關係問題、確立遺產、與上帝講和、確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著。他們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張結束自己的故事。觀察者認為這個角色無論對於逝者,還是對於活著的人,都是生命最重要的內容。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出於愚鈍和忽視而剝奪人們的這個角色,就應該永遠感到羞愧。一而再地,我們醫學領域中的人在人們生命的終點給他們造成深刻的傷害,並對造成的傷害毫無覺察。


佩格要完成自己的垂死角色,並在死亡之前三天完成了這件事。三天後, 她神志不清了,時而清醒,時而迷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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