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有時候生命終點的痛苦難以避免、難以忍受，幫助人們結束痛苦可能是必要的。如果有機會，我會支持法律允許提供給人們這類處方。相信有一半的人甚至不會使用他們的處方，但他們知道，如果需要的話，他們有這種權利，這會讓他們覺得安心。但是，如果我們讓這種能力偏離了改善病人生命的方向，那麽，我們傷害的就是整個社會。輔助生活比輔助死亡艱難得多，但是，它的可能性也好得多。

人在痛苦掙扎的時候，不容易看到這一點。有一天，我接到我女兒亨特的鋼琴老師佩格·巴切爾德的丈夫馬丁的電話。他告訴我：“佩格住院了。”

我早就知道她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兩年半以前，她右臀部發生疼痛。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她的病被誤診為關節炎。疼痛加劇以後，有一位醫生甚至推薦她去看精神科醫生，並給了她一本講解“如何忘掉你的疼痛”的書。 但是，掃描最終證實她長了一個接近13厘米的肉瘤。這是一種不常見的軟組織癌症，深入到她的骨盆，在大腿處形成一個巨大的血塊。治療方法包括化療、放療，以及激進的手術——切除1/3的骨盆，然後用金屬進行重建。 那是地獄般的一年，她因為並發症在醫院住了幾個月。她本來喜歡騎自行車、做瑜伽、和她丈夫一起遛她的喜樂蒂牧羊犬、演奏音樂、教她親愛的學生們。她只得放棄了這一切。

然而，佩格終於康復了，又能夠授課了。她需要用加拿大拐杖（前臂處裝了護腕的那種拐杖）才能走動，除此以外，她仍然維持了固有的優雅。學生馬上就招滿了。她62歲，高個兒，戴著又大又圓的眼鏡，一頭濃密的紅褐色頭發剪得短短的。她可愛溫柔的性格使她成為學生極其喜歡的老師。當我的女兒拼命努力掌握一個音符或者技巧時，佩格從來不著急。她會讓她試試這個、試試那個，當亨特終於做到時，佩格會由衷地欣喜，緊緊擁抱她。

回家一年半後，檢查發現佩格長了由放療引起的、類似白血病的惡性腫瘤。她回到醫院化療，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仍然繼續教學。每隔幾周，她就需要重新安排亨特的上課時間，我們只好給當時才13歲的亨特說明情況。但是佩格總是設法繼續上課。

這一次，她把上課時間推遲了整整兩周。就在這時，我接到了馬丁的電話，他是在醫院打的電話。佩格已經入院幾天了，他打開手機的揚聲器以便她能說話。她聽起來很虛弱，每說一句話都要停頓很久，但是她清楚表述了自己的狀況。她說白血病治療已經停止幾個星期了。由於免疫系統缺陷，她發燒，受病菌感染。影像診斷顯示，原來的癌症又出現在了臀部和肝區。癌症復發開始引起固定化的臀部疼痛，這種疼痛使得她大小便失禁，她覺得那是最後一根稻草了。這時她辦了住院手續，她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問她，醫生說他們能做什麽?

她說：“沒多少辦法。”她聽上去很平淡，絕望情緒很明顯。他們給她輸血、 鎮痛藥和針對腫瘤引發的發燒的類固醇，已經停掉了化療。

我問她如何理解自己的狀況。

她說她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們已經沒什麽辦法了。說到這裏，她的聲音變得憤怒起來。

我問她有些什麽目標，她看不到任何可能實現的目標。我問她未來有些什麽懼怕，她羅列了一長串：面對更多的痛苦、因失去更多身體控制而遭受屈辱、無法離開醫院。她聲音哽咽，說不下去了。在醫院這麽多天，她的情況不斷惡化，她害怕日子不多了。我問她他們有沒有同她談過善終服務。她說談過，但是她不明白那能對她有什麽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