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陳討論了19世紀拉丁美洲的華工問題。關於美洲的華工，學術界已經有了不少討論，早年有學者強調華工對北美鐵路建設的貢獻，近年來又有學者開始挖掘華工在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魯等國的歷史，這些既有的研究主要側重於重新發現一直以來被西方學術界所忽視的華工對美洲資本主義發展做出的貢獻。在陳的書中，她並沒有否認華工做出的貢獻，不過她更關心的問題是，美洲的華工問題如何影響了現代中國，她認為，19世紀中期出現的曾經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拉美華工危機，迫使當時的清朝政府進入到了以西方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現代國際社會之中，並認識到了“主權”的意義。19世紀中期，英美等國先後結束了非洲黑奴貿易，並陸續終止了奴隸制，為了滿足資本主義大發展所需的大量廉價勞動力， 拉美的古巴、巴西和秘魯等地的種植園希望引進大批華工作為契約勞工，1847年，古巴招募的第一批華工抵達哈瓦那，秘魯也於1849年開始輸入華工。此後不到30年時間，拉美地區的華工總數超過了20萬 。但是由於傳統上華人已經形成了以家庭和鄉里為單位的移民模式，並且當時華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地理位置上距離華南地區較近的東南亞，或者是收入更高的北美西部地區，很少有人願意主動去往遙遠而又陌生的拉美，所以當時不少華人是通過誘騙和綁架等手段被強行帶到拉美的，並且，不論是在去往拉美的運輸途中，還是到達種植園之後，華工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華工在拉美的死亡率非常高。 

對此，華工自身進行了各種反抗，他們不僅策劃了多起暴力起義，還持續不斷地向清政府寫信尋求救援。同時，國際社會也注意到了華工的非人待遇，國際媒體對華工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報道和討論。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改變了以往對移居海外和出洋務工不聞不問的消極政策，第一次派出使團前往秘魯和拉美調查華工情況，並與西方國家就招募華工問題進行了一系列外交談判。陳認為，這一系列舉動使得清政府開始向“準民族國家”（proto-nation）轉變，他們開始學著使用條約這一現代國際關係的工具來約束和管制西方國家的在華行為，保護華工在外國的權益，並嘗試按照國際法的規定行使“主權”。陳還發現，正是在與英、美、西班牙等國的外交交涉中，清政府第一次萌生了需要對海外華工進行調查，並對其個人信息進行登記管理的想法，因為此前由於出洋不受官方支持，清政府對此沒有任何的管理登記，所以他們也一直沒有出洋華工個人的詳細信息， 這使得清政府關於華工遭受虐待的指控由於缺乏詳細的個人信息而在國際法上一直不被接受。正是為了提供能夠被國際法認可的證據，清政府才決定派出使團到古巴和秘魯等國對華工情況進行登記調查。陳進一步指出，華工危機以及清政府對華工的保護和調查，構成了第一個“離散時刻”，在這個時刻，清政府不僅承認了出洋在外的華工是其臣民，而且通過此，也意識到自己是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一員，由此產生了“主權”的意識。在後面的各章中，陳繼續討論了離散華人是如何在不同歷史時期影響了中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