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結構

為了闡明我的主張，下面的章節將逐一討論不同種類的理由。可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書為理由尋找理由。第二章至第五章依次討論慣例、故事、準則與專業表述。第六章對包括社會科學家在內的專業人士提出建議，探討他們如何使自己的理由給定被人理解，尤其對於不熟悉專業問題的公眾而言。

作為歷史學和社會科學從業者，我對歷史分析與社會科學分析的關註難免多於其他思潮。但我希望，即便對於歷史與社會科學的解釋力心存疑慮的讀者，這本書也能幫他們厘清一個問題：當人們在各自的天地中給定、接收和協商理由時，後果將會如何？這正是這本書的理由。

《為什麼》

禮儀是禮貌與自利的混合體。佩吉·波斯特（Peggy Post）對惜時如金的經理人提出了如下建議：“如果交談的目的已達到，對方仍沒有離開的意思，你應該站起來說：‘非常抱歉，但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Post 1997:113）佩吉·波斯特繼承了太婆埃米莉·波斯特（Emily Post）和婆婆伊麗莎白·波斯特（Elizabeth Post）的事業，為關註言行舉止與職業生涯的美國人提供禮儀方面的咨詢，從而必須對許多自己未曾親歷過的情形發表評論。其中一項工作是對陷入棘手形勢的人如何給定理由提供參考。

通過巧妙的理由，波斯特幫助解決了以下問題：

發現自己無法奔赴已經答應參加的晚宴

向一個幼童說“不”。

求職面試時，晃眼的燈光讓你在面試官面前不住地眨眼

向焦心的父母解釋自己為什麽同居，卻不打算結婚

向子女解釋為什麽伴侶離自己而去

因為關節炎而拒絕同別人握手

因“壓力太大或太無聊，薪水太低，或缺乏晉升機會”而辭職（Post 1997:142）

【33】為了從一場無休止的閑談中脫身，向對方說：“湯姆，很高興見到你，但我得走了，不然約會（和別人拼車、幼兒園接孩子、看牙醫，諸如此類）就遲到了。替我向海倫（Helen）問好——再見！”（Post 1997:286）

下面是波斯特給出的典型建議：

你永遠沒有義務接受任何邀請，除非你自己實在過意不去。但只要接受邀請，你就必須出席。除非身患疾病、家庭成員死亡或計劃之外、無法推脫的差旅，沒有什麽能成為接受邀請卻最終缺席的借口。

不僅如此，如果你已經出於上述考慮謝絕了一場邀請，就絕對不可接受同一天的另一場你更感興趣的邀請。你需要給出的唯一借口是“我們13號很忙”，這足以讓你接受任何其他邀請。但如果你以“到外地出差”為由拒絕了某個人的邀請，卻出現在一位共同朋友的晚宴上，先發出邀請的那位朋友不可能不生氣。（Post 1997:356–57）

從而，禮儀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對你為什麽做了和沒有做某些事給出適當的、有效的理由。得當的禮儀包含了慣例式理由。理由並不必然屬實，但必須與情境相符。不僅如此，一般而言，在大多數要求舉止得體的場合，慣例的效果好於故事、準則或專業表述，後者只會將交談引向復雜化。慣例確認或修補社會關系。

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故事、專業表述、準則及慣例都有其隱秘的一面。我們在這裏主要關註它們如何服務於理由的給定。但故事還具有逗樂、威脅和教育職能，無論講故事的人是否談及嚴肅的“為什麽”問題。專業表述當然包含解釋成分，但它們同時展現了表述者的專長，並表明他在這一領域存有爭議問題上的立場。同樣地，準則為其使用者淋漓盡致地自我展示知識與專長提供了場合，使用者甚至可以盡情施展自己的謀略。慣例則在圈內人和圈外人之間劃分邊界，填補對話的間歇，並將上一代人的智慧傳給下一代。給定理由只是慣例的諸多職能之一。

盡管如此，我們稍後將看到，當被用作理由時，慣例產生的一系列後果絕不可小視。社會關系的適當界定對社會生活的有效運轉至關重要。不僅如此，理由還為行為提供了正當性——不僅僅是出席或缺席晚宴，還包括與朋友結交或斷交，答應或拒絕提供幫助，雇傭或解雇工人，甚至挑起或結束戰爭。特定場合與關系中的適當理由，有助於塑造人與人之間習以為常的社會生活。不合適的理由則會擾亂社會生活。

從而，佩吉·波斯特不是在簡單地講述空洞的理念。她其實為人際互動提供了實用的指南。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美國社會科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對小群體中的社會互動進行了一系列極富原創性、卓有見地、影響深遠的研究。（戈夫曼不僅能洞悉日常生活的奧妙，而且有一種冷嘲式的幽默感；他在《公共場合中的關系》[1971]的首頁上題詞：“謹以此書追念A.R.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他曾於1950年訪問愛丁堡大學，我幾乎得緣一見。”）在其生動精彩的研究中，戈夫曼充分利用他獨具慧眼的個人觀察與精挑細選的媒體報道，但也旁征博引各種禮儀指南，包括埃米莉·波斯特的書。

對於借用埃米莉·波斯特的書來分析公共場合行為，戈夫曼不覺得有任何不妥。在他看來，禮儀指南描述了對中產階級真正有影響的行為規範，並且是“美國為數不多的關於公共場合行為體系的建議之一”（Goffman 1963:5）。戈夫曼反復觀察到，適當理由的給定是人際適應能力的一項關鍵標誌。反之，理由給定能力的缺乏往往會導致極度的難堪。戈夫曼對所謂“表述”（accounts）的分析，側重於對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的過失和瀆職的修補或掩蓋，但他的觀察同樣適用於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互動。

戈夫曼指出，除了其他功能之外，即興的啞劇（pantomimes）有時充當了口頭理由給定的替代品；他將這種行為稱為“身體表象”（bodygloss）。基於其學生的觀察，他給出了身體表象的例子：

不妨想象一個大學宿舍裏的女生，她一直渴望收到郵件，卻從未有人給她寫信。在去宿舍樓郵箱的路上，她意識到到有人在觀察她，於是裝出一副期待某封郵件的樣子，並在沒找到這封郵件的時候搖搖頭，露出困惑的表情——如果不知道有人在觀察自己無助的渴求，她是不會做這種表演的。一個參加社交舞會的男人如果告訴別人（如果他得以和所有人攀談的話），自己過去只是出於好奇，順路來過一次，他會覺得有必要買一杯飲料攥在手上，並找個地方靠著，這樣才像是只想喝一杯的路人。一個少女走進一間滑雪度假旅館的餐飲區，希望遇到男孩子並被他們看上，但又不想被人看穿，於是假裝找人，並用手托著墨鏡。實際上，墨鏡一直在她的眼睛上方，搭在頭上。（Goffman 1971:130）

戈夫曼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關註的是個人如何管理自己給別人的印象，而不是他們和別人的來回互動。（關於對話的深度研究是一個重要例外，參閱Goffman 1981。）

戈夫曼指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會盡心盡力給定理由。基於在華盛頓特區一家精神病院的訪談，他得出結論：在經歷了監禁所帶來的初始震撼之後，“病人彼此熟悉起來，開始主動吐露自己入院的較易接受的理由，同時接受其他病人的說辭，而避免立即公然質疑對方”（Goffman 1961:152）。從訪談中，他提煉出不同病人對入院的解釋：

我在夜校讀碩士，同時還有一份兼職，負擔太重了。

這裏的其他人都有精神病，但我只是神經系統出了問題，所以才得了恐懼癥。

我是誤打誤撞進來的。我其實是糖尿病，過幾天就走了。[病人其實已經住了七周。]

我有過一段不幸的童年，結婚後開始尋求依賴。

我的問題在於無法工作。這是我在這兒的原因。我本來有兩份工作，一個舒適的家，而且不愁吃穿。（Goffman1961:152–53）

戈夫曼聆聽人們界定自己和他及醫務人員之間的關系。這些人聽上去就像是遇到某種困難的正常人，而不像精神出現波動的人。

戈夫曼的描述讓我想起了一段很久以前的親身經歷。在戈夫曼於賓夕法尼亞的一家醫院進行蹲點觀察時，我在名稱頗不吉利的波士頓精神醫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我們自己人稱之為“波士頓精神病”（BostonPsycho）——擔任研究助理。（現已更名為措辭委婉的“馬薩諸塞心理健康中心”［Massachusetts mental Health Center］。）這家大型研究機構專攻具有挑戰性的精神病例，並將必須長期監禁的人發送到其他醫院。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職能治療（occupationaltherapy）部的一個基地，觀察病人之間以及病人與醫務人員之間的互動。這份工作的主要考慮是，人際關系本身對病人的狀況有影響。我每天都要與病人交談。

“波士頓精神病”的患者口中的監禁理由與戈夫曼的單子極為相似。但也有某些極度激動或抑郁的病人無法與研究者進行有條有理的交談；還有幾個長期住院者接受對其病癥的醫學界定。（事實上，戈夫曼指出，賓夕法尼亞醫院的醫務人員和長期病患者竭力挑戰常態化理由 [normalizing reasons]，並力爭讓新入院者接受他們的醫學定義[Goffman 1961:154–55]）。除了這些例外，大體上說，對於自己的入院，這些人講給我的理由是他們使自己和我之間的關系常態化的嘗試，他們想表明，我們之間的關系與常人無異。

戈夫曼對自我呈現的絕妙研究凸顯了本書的一個主題：盡管理由的給定——不管是通過言語、啞劇還是二者兼備——是一種自我呈現，這種自我呈現總是通過與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而展開。對戈夫曼的膚淺解讀可能會得出結論：唯一重要的是人的內心，人們只是在自我安慰並理解這個世界。這種解讀大大低估了下面這種情況的重要性：某個人接到一個焦躁不安者的信號，而後者正試圖操縱（或預估）前者對這些信號的反應。總的說來，戈夫曼筆下的表演者試圖將自己與他人的關系常態化。

羅伯特·埃傑頓（RobertEdgerton）曾做過一項幾乎被後人遺忘的戈夫曼式的研究，他對智障人士如何掩飾自己精神狀況的觀察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戈夫曼的主題。這些曾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人有閱讀障礙，難以清點錢款，無法辨識時間，但他們通過給定易於接受的理由來掩飾自己的缺陷。埃傑頓將這些理由稱為“有用的借口”（serviceable excuses）。“幸運的是，”埃傑頓指出，

出院之後，這些病人在大部分場合都會給出有用的借口。例如，我兩次看到一位婦女為自己無法閱讀市場裏的標簽尋找借口，理由是自己喝了太多的酒，無法凝神註視。但有一個借口幾乎屢試不爽，這些出了院的病人也樂此不疲。當實在躲不開閱讀的挑戰時，經過片刻慌張，這些智障者會給出理由：自己忘了帶眼鏡，看不清這些字。心領神會的對方一般會接受這個借口，並大聲讀出相應的文字。（Edgerton 1967:164）

我有時會在去食品店時忘記攜帶老花鏡，結果就自然看不清重要的標簽。在我看來，埃傑頓的故事頗具可信度；我戴著老花鏡時，如果有人需要幫助，我會非常樂意效勞。有用的借口將人際關系常態化，否則人們可能會直接忽略對方，甚至相互羞辱。

下面這種相近的理由給定策略適用於打探時間：

這些出了院的病人不會問“現在幾點了”，而是說：“已經九點了嗎？”回答——“還沒有，還差幾分鐘”、“早過了九點了”或“現在才八點”——非常簡單易懂。從而，智障者多采取後一種方式問時間。他們常常舉起自己的手表，說：“我的表停了。”大多數智障者都佩戴手表，甚至包括那些無法辨識時間的人。在打聽時間的時候，一邊看著手表，一邊愁眉苦臉地說表停了，這往往收效不凡。一個佩戴了一只早已停止走動的手表的人這樣說：“我問：‘已經九點了嗎？’同時告訴他們，我的舊手表停了，這時總會有人告訴我還差幾分鐘。如果我不戴上這只舊手表，人們會覺得我是個廢物，面帶鄙視地揚長而去。”（Edgerton 1967:166）

本書的讀者應當能順暢地閱讀食品店的標簽並辨識時間。但所有人都曾有過掩飾自己不經意暴露出的笨拙的經歷，在那一刻，我們會大聲給出——或者無言地表達出——希望足以解燃眉之急的適當理由：“對不起，我以為這是韋伯先生的辦公室”，“我的眼睛被太陽灼傷了”，“這把鎖總是銹住”。正如戈夫曼和埃傑頓所言，我們常常為了避免尷尬而給定理由。我們證明自己和他人的關系並非看上去那樣。

然而，這種理由的給定並不必然表示高人際適應能力。在某些場合，相反情況發生：給出的理由將失敗解釋為可以原諒的低人際適應能力的後果。我的表停了，所以不知道現在幾點。我忘帶老花鏡了，所以讀不了商品標簽。我病了，所以今天無法工作。我不是本地人，所以不能幫你指路。我剛才坐公交車花掉身上最後一塊錢，所以沒錢給你。我有失讀癥，所以考試需要多花一些時間。理由的給定總是在界定（或重新界定）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更準確地說，它將雙方的關系與其他若處理不當將引來風險、代價、混亂或尷尬的關系區分開來。

薇薇安娜·澤利澤（Viviana Zelizer 2005）曾說過，即便不總是有意為之，社會互動的雙方永遠力圖在這種毗鄰的關系之間標出邊界。在談到混合了金錢交易與各種親密形式——戀愛和賣淫是最顯而易見的例子——的關系時，澤利澤提醒我們註意雙方如何竭力以特有的方式和符號來保護邊界。在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時——我們到底是戀人、性交易對象，還是二者兼有？——麻煩就來了。從而，理由給定成為對雙方關系適當界定的協商的一部分。理由標出了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