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理由

我的宗旨並非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給出的一切理由做出全面的、有說服力的解釋。這本小書只求對下面三個問題給出初步答案：

理由的社會給定是否存在通俗與專業、程式與因果表述之間的系統差異（如上文所說的一樣）？如果確實如此，我們可以推論，盡管在文化意涵上千差萬別，慣例具有族類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並與專業表述截然不同。

給予者和接收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是否（同樣如上文所述）強烈地影響到他們提出、接受或抗拒的理由？如果確實如此，我們可以推論，職業人士和客戶之間的理由給定與配偶之間的理由給定將大相徑庭。因此，如果服務對象是自己的配偶，職業人士將難以找到適當的溝通模式。

是否如上文所述，不同的社會關系對什麽理由可以接受、什麽理由不可接受的協商迥然不同？如果確實如此，我們不難推論，當人們無法就相互關系的本質達成一致，當這種關系較為緊張，或當至少其中一方對這種關系特質的承認將導致其受損時，他們一般會就理由進行更為激烈的爭論。

理由的給定不乏廣泛且充足的證據，卻沒有人對此進行過深入分析，以得出明確的、一般性的答案。但一個看似唐突的類比有助於理解不同的理由給定和接收。在面臨各種不平等的社會關系時，人們如何應對？後果如何？[Bashi Bobb 2001, Burguière and Grew 2001, Fitch 1998, Gould 2003, Schwartz 1975, Scott 1990, Tilly 2001.]這其實和理由的給定有相通之處。處於不平等社會關系中的人可能會覺察、確認、強化或挑戰這些關系，但他們同時也采取了相應的溝通模式，這些模式為他們的選擇發出了信號。事實上，令人信服地給定理由的能力通常來自一個掌握權力的職位。在極端情況下，例如高層官員與行業組織，當權者的理由給定有其勢力範圍。[Abbott 1988; Tilly 1998，第五章；Tillyand Tilly 1998，第二、三章。]不管理由給定過程中發生什麽，給予者和接收者都對他們之間平等或不平等關系的定義進行協商。

將對不平等關系的協商和理由給定之間進行類比，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在其專業領域內，理由給予者提倡並實施準則和專業表述，而避免慣例與故事。

專業領域的理由給予者通常是將慣例和故事轉換為自己偏好語言的高手，並經常指導他人予以合作。

從而，在任何社會情境中，知識專業化程度越高，準則和專業表述越普遍。

在理由給予者和接收者之間的關系較遠，或給予者地位較高時，給予者給出程式，而非因果表述。

從而，程式的給予者宣告了自己的優越性或與接收者之間的差異。

理由的接收者通常會要求給予者做出因果表述，以此挑戰對方所宣告的優越性。

這些要求通常表現為對對方提出的程式表示懷疑，並要求了解Y究竟如何且為何發生的細節。

即使是當權者給出的準則，目達耳通的接收者同樣可以利用這些準則，闡明它們遭到給予者的誤用，以此挑戰給定的理由。

即使理由給予者和接收者之間存在距離或不平等關系，只要接收者具有明顯的影響給予者後繼福祉的權力，給予者就會從程式轉為因果表述。

在每一種情況下，給定理由的接受程度都取決於這些理由是否匹配給予者和接收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正如不平等關系中的人經常就合適的尊重或身份信號進行協商，人們在兩個方向上給定理由：通常給出與推定的關系相匹配的理由，但也通過理由的給定發出信號，向對方暗示自己對關系的定義。

從原則上講，這種詮釋很容易出錯。例如，如果你認為，大多數人依據自己的成長經歷、所屬群體、基本信念或根深蒂固的秉性給定理由，你就應該期待不同社會背景下的人給出同樣的理由。反之，如果你認為有兩個層次的理由給定——向好友傾訴的深層、真實的理由，不同於告訴其他人的信手拈來、自圓其說、投機取巧的理由——你就不該指望看到我所說的對關系的協商。從而，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既有證據足以駁斥或證實我的主張。本書給了你一個挑戰的機會，你可以基於自己在給定和接收理由方面的切身體驗，來檢驗我的觀點有沒有道理。

我的觀點有一個推論：既然大多數人都處於諸多不同的社會關系中，大多數人的腦子裏就暗含了復雜的慣例體系，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采用不同的慣例；“我該走了”可以得體地結束向你問路的陌生人的侃侃而談，卻不適用於你多年未見的老友。假設阿爾法（Alpha）將貝塔（Beta）放在圖書館桌子上的書撞落，然後說了下面幾句話中的一句：

對不起，老兄。瞧我這笨手笨腳的。

真是抱歉。我沒看見你的書。

呆瓜！我又把書撞掉了。

你把書放這兒幹嘛？

我早就讓你把書擺整齊一些。

上面每一種表述都暗指了一種阿爾法和貝塔之間的不同關系。

故事有別於慣例。它們依賴於（至少宣告了）一個共享信念的共同體的成員資格。準則一般要求將相關個人與標準化身份——例如，起訴人、辯護律師、法官、陪審員、被告和原告——以及這些身份之間的關系進行仔細的匹配。專業表述假定聽者對理由給定者的才幹深信不疑。這也是為什麽各行各業的專家樂此不疲地展示其權威標記：頭銜、證書、白大褂、專業工具、氣派的辦公桌。

在一部關於疾病的精彩之作中（我們下面還將討論這本書），阿納托爾·布魯瓦亞爾（Anatole Broyard）這樣描述自己等待一位波士頓泌尿科醫生（這位醫生首先診斷出最終奪取他性命的前列腺癌）的過程：

在等待時，我先行對醫生做了一番初步的信號審查。坐在他的辦公室裏，我開始對他的標記進行解讀。各種證書並未讓我驚奇，也沒有引起我的註意。令我感興趣的是，房間的擺設充滿了品位。古樸典雅的書架上擺滿了書籍，古色古香的桌椅，地板上擺放了一張格調大方的東方風情地毯。落地窗讓波士頓全景一覽無余，而這正是地位的象征，代表了醫生所獲得的尊敬。我腦海中浮現出醫生在窗前遠眺的畫面（Broyard 1992:35）。

令布魯瓦亞爾大失所望的是，這間辦公室並不屬於這位泌尿科醫生，後者領他走進了另一個房間。這間辦公室“是一種千篇一律的現代風格。沒有古董，沒有東方風情的地毯，我也沒看見任何畫像”（Broyard 1992:35）。按照布魯瓦亞爾的高標準，這個“冒牌貨”不符合他心目中的醫生形象。但這個故事凸顯了身份、身份標識以及給定可信專業表述的能力之間的關系。

外行人並不會自動接受專業權威。亨利·彼得羅斯基（Henry Petroski）以下面這段軼事展開他對工程事故的精彩分析：

1981年，堪薩斯城（Kansas City）的凱悅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發生天橋倒塌事故。這之後沒多久，一位鄰居問我這種事情為何發生。他感到困惑的是，工程師是否對他們所搭建的懸空天橋這種簡單的結構缺乏透徹的了解？他還向我列舉了塔科馬海峽吊橋倒塌、美國航空公司DC-10型客機芝加哥墜毀事件以及其他重大事故，還提到了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假想核電站事故，他堅信這些事故造成的輻射將超過三里島（Three Mile Island）事件，好似整個事件一目了然：工程師缺乏足夠的控制手段。

我告訴這位鄰居，預測工程結構的堅固程度與反應並不總是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麽簡單明了；但我心裏清楚，自己泛泛而談的概論與閃爍其詞的道歉，並沒有改變他對任何事情的看法（Petroski 1992:1）。

在1981年凱悅酒店天橋倒塌事故中，共有一百一十四人喪生。在九一一之前，它一直都是美國建築物倒塌致死人數最多的一場事故。在媒體、法院、學術期刊和日常談話中，1981年的坍塌事件同時引發了故事、準則和專業表述，這三種理由給定方式又互相提供了素材。

失敗的技能同樣促成了醫學中的理由給定。根據戴維·羅斯曼（David Rothman）的記載，在20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之間，美國的醫生們失去了一項他們好不容易贏得的能力：對患者的病因和救治做出不受挑戰的權威發言。他們無法像過去那樣輕而易舉地給出慣例或準則，並期待接收者照單全收。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距離感和權威性。誤診與誤治的公之於眾，代表受害者與幸存者利益的訴訟，保護患者利益的政治動員，以及立法者、保險公司、生物倫理學家與保健組織日益加深的介入，這些都將第三方引入醫生與患者之間曾經是私人的（且多為單方向的）對話（Rothman 1991；另參閱Katz 2002）。

不管有沒有第三方的介入，專業理由的給定者經常要在對重大事件的專業表述與淺顯易懂的解釋之間來回轉換。例如，在專業領域壞消息的聽者中，只有極少數人的工程、醫學或財務知識足以理解專業人士之間傳遞同樣信息所使用的語言。關於問診過程，一本醫學院學生使用的標準教科書給出了這樣的指導：

在通報壞消息時，首先要推測患者希望聽到什麽。為了做到這一點，醫生通常可以評論臨床資料，探知患者對資料的理解與關註程度，和提及新消息的存在：

醫生：菲爾紹（Virchow）先生，如您所知，我們在您的腸壁上發現了一個瘤，並做了活檢。您對於檢查結果有多少了解？

考慮下面三種可能的回答：

患者：嗯，是癌癥嗎？

患者：可以等我愛人來了之後再說嗎？她6點下班。

患者：（沈默不語，盯著醫生的臉）

立刻詢問診斷結果是否為癌癥的患者已經做好了聽到壞消息的準備。另外兩位可能在以口頭或非口頭方式抗拒繼續聽下去。對這些患者來說，可能有必要暫緩通報診斷結果。（Coleand Bird 2000:212）

科爾（Cole）和伯德（Bird）所假想的醫生，很可能具有對結腸癌的病因做出專業表述的能力。毋庸置疑，這位醫生還可以進一步點評：在現有知識體系下，專業表述中的哪些因果關系仍不明確或具有爭議性？醫生就這一問題與同行之間的意見交換一般都遵循這種模式。盡管如此，他（她）很少對患者做出專業表述。盡管教科書沒有明說，醫生其實是通過雙重過濾器傳遞出一種極度簡化的專業表述：一重過濾器將信息轉換為能夠被患者詮釋為重大事件的理由的語言，另一重過濾器對這些理由所帶來的情感沖擊加以緩沖。

在職業生涯中，醫生會采用不同種類的理由：例行問題——慣例；遵循醫院規章——準則；會診疑難雜癥——專業表述；面對缺乏醫學知識、無法理解相關專業表述的患者——故事。當然，醫生之間會相互講述自己遇到的怪病人的故事。但在某些行當，幾乎所有成人都在不同的理由中進行同樣的轉換。一位紐約的出租車司機可以在晚間服務多收你錢時給出準則，對舍近路走遠路給出專業表述，對廣播裏的音樂給出故事，或對未能遵循你所指定的路線給出慣例式理由。相比醫生，我們大多數人更有信心挑戰出租車司機所給定的理由。但不管如何，我們都在對自己和對方之間關系的定義進行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