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敘事的現代性。同樣，在敘事手法上，劉以鬯亦不乏現代性嘗試，如《美娣》中就有意識流閃回的個人歷史書寫，這和後來的長篇《酒徒》的核心手法有相似之處，《咖啡店閑談》中間亦有邀請讀者介入的開放式問詢，《十萬叻幣》中對賞金的懸置，對結局的開放式操作亦頗耐人尋味。

特別明顯的實驗是《椰樹述趣》。這個有點卡夫卡《變形記》實驗的設計是把自己在夢中變成了一棵椰樹，卻偷聽到新寡的妻子亞蓮和好友吉寧在花前“樹”下的蜜語。原來他們早有勾搭，亞蓮雖然有個帥氣、有錢的老公，卻更想拯救另一個“哀哀無告的靈魂”（頁36）。於是“我”很生氣，放下兩粒椰子，讓二人頭破血流、相繼斷氣。同樣值得關註的還有《皇家山上的艷遇》，小說一開始就告誡讀者，“這是虛構的故事”（頁68），然後講述一個山芭來的青年來新加坡的故事，晚上到了皇家山碰到寂寞的美女，他們散步、宵夜、飲酒、擁抱，煞是甜蜜，但青年接吻時才發現美女臉上的淚水是血，故事顯然是荒誕的，作者寫道，“故事到這結束，你一定會說它太荒謬，其實我在開頭時已經說過了：這不過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而已，用不著說真的。”（頁72）這似乎既像是惡作劇，又像是敘事圈套，同時還有點像是樸素的後設手法（metafiction）[13] 實踐。 

三、南洋安置：文學史觀照

或許更可以推進的是劉以鬯南洋書寫的意義，那需要將之安放在馬華文學史與香港文學史的雙重觀照之下。如此一來，我們既可以更好的確認劉的文學史地位，同時我們又可以看到“華語比較文學”視域下的精彩互動。 

（一）作為資源的香港影響。毋庸諱言，香港文學對於馬華文學（此處包含馬來亞時空）的影響或互動是一個相當有趣而重大的話題，從二戰前，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成立，再到今日，形態不同，內在的認同素質和層次也有差別，但內在的關聯似乎可謂千絲萬縷。毫無疑問，迄今為止，二戰之後到1960年代這一時間段，香港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最為顯著，彼時中國大陸基本上處於冷戰思維下的閉關狀態，同為英屬殖民地的馬來亞、香港華人社會間會因此有更多的關聯，香港也更因此成為馬華文學資源借鑒最重要的文學生產場域/文學中繼站，如“反黃運動”中提及的印刷品——流行讀物大多是香港制造，本土文學期刊《蕉風》（1955- ）和報紙副刊的主持人中也不乏港人的身影，學者潘碧華[14] 、蘇燕婷[15] 對此亦有相對詳細論述。但若以劉以鬯為個案進行觀察，則依舊有可以發揮的巨大空間。 

1本土建構。作為一個敏感多才、銳利創新的作家，劉以鬯的五年新馬經驗成為他相當重要的人生閱歷和創作資源，而對馬華本土文學而言，劉卻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建構者。 

（1）本土風情。這是最顯而易見的層面，蕉風椰雨、本土地理、職業分布、風情習俗、本土混雜語言等都歷歷可見。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東西甚至也可化成靈動的主角，比如椰樹，榴蓮，橡膠林等。相關的篇什包括：《采椰》、《椰樹述趣》、《榴蓮糕與皮鞋》、《橡膠園裏》，無疑，這些本土風情成為幫助本土讀者建構本土認同的重要創設。如馬漢所言，劉以鬯的此時期作品，內容都以新加坡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為背景，用新加坡人熟悉的通俗的語言，寫活了新加坡人的心理，所以深受新馬讀者歡迎，也成為好些寫作人在創作上模仿的榜樣乃至典範。[16] 

（2）本土事件。尤其可觀的是，劉以鬯對本土事件的強調和再現。《瞬息吉隆坡》是對吉隆坡開拓者葉亞來一生的記載，劉截取了晚年病重的葉，借做夢回憶其一生業績，令人感動，劉的敘述不卑不亢，既有弘揚贊賞，又有淒風苦雨，此類血肉豐滿的書寫是對殖民者和本土統治者罔顧歷史的有力回應。[17] 《過番謀生記》借亞祥、亞嬋、番婆之間的復雜糾葛書寫前輩華人移民史及其歷史遺留問題（如婚姻難題），最後亞祥落葉生根，亞嬋等待無望死去。書寫故事合情合理，呈現出對本土華人史的縮微版或者是經典個案的有意描繪，可以看出作者是個有心人。 

[13] 具體可參Patricia Waugh,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London: Methuen, 1984). 

[14] 潘碧華《香港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1949-1975) 》，《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 

[15] 蘇燕婷《1950年代香港南來作家構築的文學面貌》，伍燕翎主編《西方圖像：馬來（西）亞英殖民時期文史論述》（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馬來西亞與區域研究所，馬來西亞研究中心，2011），頁61-81。 

[16] 馬漢著《文學因緣》（吉隆坡雪蘭莪：興安會館，1995），頁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