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香港眼光。不容忽略的是，劉以鬯還是一個香港（中國）作家，他在書寫南洋時會不時呈現出他的這一身份。在有些小說中，新馬更多化為一種參差對照或者是背景，成為一種對視的層面。《兩男一女》中和美女演員白江戀愛的男人有兩個：一個是港澳男人馮丁，另一個則是馬來亞華僑陳亞九。後者有錢有勢、多情寬容，但最終還是因了白江的背叛而退出愛情遊戲。《烤鴨》中借在吉隆坡和友人交談，講述的卻是北京和歐美人之間的文化差異——用人力車救人的洋人被警方誤認為是想辦營業執照而收錢，造成誤會，好比北京烤鴨在洋人看來只是吃皮並不美味一樣，有一種有趣的誤解。 

除此以外，劉以鬯對南洋的認知亦有一種異域觀念，夾雜了些許新馬認同。比如他筆下的婦女著裝，娘惹（Nyonya）[18] 裝總是最好的事物，無論它出現在何種婦人身上，都呈現出身材的魅力，而尤其是如果挾裹在年輕馬來女子身上，似乎更是充滿魅惑。同樣，他對南洋的一些傳說，如下蠱、本土宗教、鬼神亦有較深興趣，在書寫中也呈現出這一點。似乎，這也和對南洋的異域化實踐和傳統[19] 不無關聯。 

（二）作為自我的南洋轉換。我們同樣也該將劉以鬯置於香港文學史框架內加以處理，這樣可看出其成長和成熟的痕跡，有時卻也是極易為人忽略的蛛絲馬跡。 

1 現代轉換：從短篇《酒徒》到長篇《酒徒》。劉以鬯的長篇《酒徒》已經成為華文文學屆的名作乃至經典，往往為世人所知而且褒揚不斷。但其實在新馬的五年，劉以鬯在更早時期也就做了些必要的準備。 

短篇同名作自然比不上宏闊精致典雅的長篇《酒徒》，但酒徒角色的身份轉換卻又和劉以鬯熟悉的知識分子書寫息息相關，換言之，在香港謀生時拼命賣文的劉以鬯有感而發創作了長篇名著，但實際上諸多元素在南洋時期已經初見端倪。比如詩化意識流，比如寡婦色誘，比如小蘿莉（美少年）情結等。 

甚至連《星嘉坡故事》裏面也不乏對文人自況的反思性書寫，對於小說主人公張盤銘來說，每當迷茫時，他便會想起某位著名的小說家。例如當他與白玲攤牌後，厭惡了放任的生活，“讀了一本潑魯士特寫的《尋覓失去的時光》”（今天一般通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朱按）；分手以後，他對所有女性產生了厭惡，則“閱讀許多海敏威的小說”（今譯海明威，朱按），因為“他無情地譴責了現代女性的喪失‘女性天性’”。坦白說，文學成為主人公的歸宿，是劉以鬯慣常的處理手法，在南洋時期如此，長篇《酒徒》也如是。 

包括之前所提及的以椰樹或動物視角進行敘述，其實也是劉以鬯對自身的重復和豐富化書寫，早在1951年出版的《天堂與地獄》（香港海濱書屋版），這種策略已經實施，比如蒼蠅視角觀照香港，采用了所謂“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20] 手法，但在南洋時期卻更加豐富化，這也為他以後尤其是1960，1970年代現代派小說的銳意實踐打下基礎。上述種種發現，並非說劉以鬯江郎才盡，而恰恰是更反證了劉以鬯是如何繼往開來，走向成熟乃至爐火純青的。畢竟，以長篇《酒徒》為代表作的這種大範圍的現代轉換和質的提升是單純短篇難以達到的效果，而長篇《酒徒》之中所呈現出的無論是技巧、內容，還是附加的文學史判斷都別具一格。[21] 

2 對視與自我豐富。新馬五年對劉以鬯從一個從一個中國作家到香港作家的轉換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和作用，有些效用更可能是潛移默化的。但簡而言之，作為異域空間的南洋對於劉以鬯重新確認自己的身份認同不無裨益，正是多元文化並存的環境、異域文化的沖擊，置身於中國性與現代性、混雜本土性激蕩的馬來亞場域，劉以鬯更豐富了自己的創作手法，也更有利於他挖掘出自己作為一個現代主義者的寬闊大道和深層潛力。前面所言，劉以鬯南洋敘事的現代主義是一種接地氣的現代主義，而這種現代主義到了香港時空也是更加強調“在地性”，如人所論，“劉以鬯的種種實驗性小說，無論是意識流、故事新編，還是‘反小說’、詩體小說，其實都是在探索用各種現代小說形式留攝香港的社會現實，開掘香港的文化資源。”[22] 不必說，這種堅守是一以貫之的，從香港到新馬，再從新馬到香港，都是如此。 

畢竟，雅俗共賞、娛樂他人，他都卓有成效的進行了嘗試和堅持，而且也有應有的尊敬，在提醒大家要認真審視1950年代的香港文學商品化（包含“綠背”文化的政治化運作）的傾向和思潮時，劉以鬯作為親歷者呈現出了解之同情態度，“文學作品商品化的傾向，明顯含有復雜的因素，如果想對五十年代香港小說獲得清晰的總體觀念，就要放棄單純審視的方法。有些特殊的文學現象，出現在‘甚麽都是商品的社會’，占的比重雖小，卻不容忽視。”[23] 或許正因為如此，作為骨子裏是現代主義者的他此後卻更葆有“娛樂自己”的對立性沖動。在他那篇《榴蓮花落的時候》中呈現出香港和廖內島之間的對比，好心的張牧師夫婦為了不讓年邁的盲人香港海員失望，張太太扮成老頭子的舊情人黃阿嬌，這個有意塑造出來的美麗人生當然令人溫暖，但無意之中似乎也是一個隱喻，目盲的香港同樣也需要南洋的善意溫暖和關愛，這對劉以鬯的成長來說，似乎更具有喻示性。 

結語：考察旅居南洋五年的劉以鬯的南洋敘事，我們不難發現他在描繪南洋風景層面的冷靜、銳利與溫情脈脈，而在敘事風格上，他堅持批判現實主義以及接地氣的現代主義，徘徊於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而若將之安放在馬華文學史和香港文學史的雙重觀照之下，他則既是馬華文學本土建構的參與者，又是年輕本土作家的模仿資源，同時反過來，南洋經驗又成為劉以鬯提升自我、轉化為香港作家的有力推助力，如人所論，“早輩的香港小說作者，對大眾文化雖然采取強烈的批判態度，但某程度上卻又不自覺地套用了大眾文化產品常見的技法，去抗衡大眾文化，甚或接受了大眾文化所喜歡渲染的形象與意識”[24] ，劉以鬯也不例外，而香港現代主義者劉以鬯和南洋時期的劉以鬯也並非截然不同的身份並列，恰恰相反，前者恰恰是立足於後者之上，既有繼承，又有突破和超越。易言之，劉以鬯的南洋敘事是劉氏發展史上一段不容忽略的研究財富。

[17] 其他有關葉亞來的研究論述可參王植原著《葉德來傳》(吉隆坡：藝華出版印刷有限公司，1958)，李業霖主編《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 (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7)，劉崇漢編著《吉隆坡甲必丹葉亞來》(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等。 

[18] 有關研究可參Tan Cheebeng, Baba and Nyonya: a study of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Peranakan in Malac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79). 

[19] 有關論述可參南治國《“凝視”下的圖像——中國現代作家筆下的南洋》，《暨南學報》2005年第3期。 

[20] 戴天《劉以鬯六觀》，見梁秉鈞、黃勁輝編《劉以鬯作品評論集（第一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2），頁119。 

[21] 相關研究可參梁秉鈞、黃勁輝編《劉以鬯作品評論集（第一集）》，梁秉鈞、譚國根、黃勁輝、黃淑嫻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2010）等。 

[22] 黃萬華《跨越1949：劉以鬯與香港文學》，《理論學刊》2010年第7期，頁117。 

[23] 劉以鬯著《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社，2002），頁130。 

[24] 羅貴祥《幾篇香港小說中表現的大眾觀念》，見梁秉鈞、黃勁輝編《劉以鬯作品評論集（第一集）》，頁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