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哲學中講天地人三才，天在上，地在下，而人居中央。人雖居天地之間，但人不但不能主宰天地，反而受其支配。所謂的天就是氣候，而所謂的地就是地理環境。但在湯因比看來，文明的誕生不是因其適宜地理環境而產生，而是人對地理和氣候的不適宜所進行的挑戰的應戰的成功而產生。因此，湯因比認為文明的主要動力在人，而不在環境。土地雖為歷史的搖籃，但創造歷史的主體是人而不是土地環境。環境乃是人創造歷史的根據。

 中國的文明產生於黃河流域，也是在黃河流域遇到了挑戰。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藍，但是為什麽中華民族的文明產生於黃河而不是長江流域（按，近年來考古發現長江中下遊也是中華民族的誕生地，這有待於專家們研究，我們在這裏只談湯因比本人的觀點），也不是在雅魯藏布江流域，更不是在戈壁灘，其原因何在？在湯因比看來，主要就是在於黃河流域遇到了其它地方所沒有的挑戰。“我們發現人類在這裏（黃河下遊）所要應付的自然環境的挑戰要比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的挑戰嚴重得多。”在中華民族的文明發源之地，除了沼澤、叢林和洪水的災難之外，氣候的災難似乎更嚴重得多，夏季酷熱、冬季嚴寒。正是生活在這裏的人遇到了一種挑戰，而其余人等沒有遇到的緣故。“我們所能肯定的僅有這麽一點，就是在黃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國文明的祖先們，沒有象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們那樣享有一種安逸而易於為生的環境。”南方的居民，“例如在長江流域的居民，他們沒有創造文明，他們為生活而鬥爭的難苦性也的確比不上黃河流域的人。”[11]黃河流域之所以產生中國的文明，據湯因比的論點，是由於這裏的居民遇到了挑戰，而他們也成功地應了戰，不但繼續生活下來，而且在應戰中，就誕生了中華民族的文明。中華民族文明的誕生，是湯因比文明理論運用“陰陽學說”的又一個主要的例證。

 在湯因比看來，安逸的生活環境對人不構成挑戰，只有那多災多維的地方，才會激勵人們去創造。挑戰的激烈可激發高度創造性的應戰，當然激烈的程度是有限度的，過了這個極限，不但創造不了文明，反而會毀滅文明。

 四、湯因比與道家學說和儒家學說

 “道”是老子所創造的。湯因比認為老子具有一種“奇妙的智慧”。在當時的中國人中間，所謂“一”這個字（意即統一、純一等）具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情調，它同樣表現於政治理論和道家的形而上學中。湯因比稱中國古代尋求統一的思想是博大精深之“道”，它用以作為行動的準則。同時他認為現代西方矯情任性隔絕人類的習氣是一種例外甚至是病態。他還指出，可以預料得到，人類的實際統一和整個宇宙的理想的或觀念的統一將通過一種精神努力而同時實現。[12]

 湯因比對孔子的著作和思想非常佩服。公無前479年是湯因比文明理論中“混亂時期”的開端，而且他還把這一年作為我國戰國時期與春秋時期的分界線，這與一般中國史學家們的分期法不同。為什麽湯因比如此重視這一年呢？這是因為孔子在這一年逝世。可見他對孔子在歷史上的作用及其影響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在孔子逝世後的二百五十年間，即秦統一中國之前的這段時期（湯因比稱之為“混亂時期”，即我們稱之為“戰國”的時期），湯因比認為這段歷史有兩大特點，一是“大量使用自殺的權術”，二是“知識學術的空前活躍”。這正是當時中國歷史的活生生的寫照。春秋戰國時期正是各諸候國混戰兼並的時期。春秋時期首先稱霸的是齊桓公，古人有雲：“王霸桓公為盛”。桓公死後齊國由於內亂而霸業衰。隨後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等也相繼稱霸，而秦國雖逐漸強盛，但始終未能逐鹿中原。戰國時期楚齊燕韓趙魏六國之間在秦的離間計謀之下紛紛為秦所滅。諸侯國之間在合縱連橫的權術中出現了爭雄稱霸的混戰。湯因比認為當時大量使用的這些權術，是自殺性的。當時的情景正是所謂“縱橫連合聘西東，戰伐風生利口中。天地不仁容禍首，屍山骨野立英雄。”（戴名世詩）正是在這種自殺性的你爭我奪之中秦始皇消滅了六國，統一了中國。

 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是從奴隸制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奴隸制已經開始崩潰，而封建制尚未形成，這個時期出現了各諸候國間爭雄奪霸的局面，因此戰爭頻仍。這與湯因比所稱的“混亂時期”正相符合。

 古代中國社會的解體時期，在哲學上也有過相似的混亂趨勢。湯因比認為漢代的道教和儒教崇信的基調都是折衷主義。同樣，在文明社會的解體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那就是本來互相沖突的各派哲學之間在此時也出現了互相混合的現象。古代中國社會道家與儒家在漢初都采取了折衷主義的態度就是其突出的表現。不僅中國如此，在世界上其他的文明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例如，在公元前二世紀猶太教和祆教雙方的相互滲透，古代印度黑天（克利什那, Krishna）崇拜和遍入天（毗濕奴,Vishnu）崇拜的融合。[13]在湯因比看來，處在解體中的中國古代世界裏有一種“憲政規章的覆古主義”，而且公共活動和個人的生活無不受到它的影響。“古代中國混亂時期的挑戰，在中國人的心靈上引起了一種精神的發酵作用，表現為公元前五世紀孔子的人本主義，以及稍晚而更急進的‘縱橫家’、‘詭辯家’和‘法家’各種學派；然而這個精神活動的高潮卻是轉瞬即逝的。繼之而起的便是一種回歸過去的反動。這在孔子的人本主義的演變中表現得最為清楚，它不久便由人性的研究一變而成為繁文縟節的禮的體系了。在政治方面它導致了後來傳統的傾向，一切行政的措施都須有歷史的陳規可循。”[14]

 孔子學說的主要內容包括禮樂和仁義。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孔子要求人人守禮，個個守本分，任何人不得僭越，反對割據，反對犯上作亂。他宣傳忠孝、相信天命。這些思想有利於中央集權。孔子的這種思想對歷代的統治階級都是有益的，因而被其所利用。孔子因此才有“萬世師表”的美名。道德禮儀是少數統治者所創造的，自然也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尊卑、貴賤、親疏、長幼、男女有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學禮，無以立”[15]，孔子把禮看作做人的根本。中庸為至高的美德。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在政治上是“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16]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諸候把精力全都放在互相爭雄奪霸之上，哪裏還管什麽“禮”不“禮”的。“禮”早被他們拋到九宵雲外了。因此孔子才特別著重提出“覆禮”。孔子讚美西周的政治制度而反對一切違反周禮的僭越行為。他提倡“祖述堯舜，憲章文武。”[17]在孔子看來，春秋時期“禮壞樂崩”，引致“天下無道”。因此他主張恢覆西周禮樂制度，提出要“正名”。其實孔子的這種覆古主義思想意在維護正在沒落的舊貴族的統治。然而孔子又主張大一統，要求天子治天下，諸候治本國。“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候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18]孔子用禮樂仁義以求統一，反對戰爭，實是中央集權思想的萌芽，應該說是符合歷史潮流的。孔子及其學說雖說意在恢覆西周的禮樂制度，但其實質卻對奠定整個封建社會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湯因比看來，儒家學派的哲學家助長了古代中國人民傾向於崇拜那種以自己作為主要代表的文化的“自負之癖”。這種“以我為中心”的思想從秦始皇一直延續到大清帝國。在“乾隆們”看來，只有自己的社會才是文明社會，而人類的其余地方均是野蠻的、低賤的。湯因比曾引用了乾隆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一封信來說明。“歷史的迷人的歌聲誘使北京的天子自欺欺人地認為他是天下唯一大寫的文明的代表”。[19]其實，這種思想卻也正與西方學者們把西方基督教文明作為最美好的唯一文明的“西歐中心論”如出一轍。

儒家學派的創立人曾認為古代中國社會的病根在於忽視中國傳統的禮儀和實踐。他們認為救濟的辦法只有恢覆理想中的古代社會和道德秩序。秦代對儒家的“覆禮”之說置之不理，不僅如此，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導演出一幅“焚書坑儒”，乃至“以古非今者族”的場面。

從而加強了中央集權制的專制統治。然而這種政策，湯因比認為，卻激發了百姓的不滿和憤怒，因此爆發了秦末的農民起義。在這段時期裏，項羽曾試圖恢覆舊的制度，但終於勞而無功。然而劉邦則不然，他意在建立一種仁政。“秦始皇帝宏大計劃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缺少了這種仁政。”[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