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中世紀社會的瓦解早於中歐及西歐各地這是有許多經濟與政治的因素的。其中的一個因素是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及由於此地理位置而得到的商業利益，因為，當時地中海是歐洲主要的貿易路線；另外，教皇與皇帝之間的戰爭則導致產生許許多多的獨立政治單位；接近東方，其後果之一則是使若幹對發展工業很重要的技術——例如絲工業——得以先傳到意大利。

 由於這些及其它條件，遂使得在意大利產生一個有力且有錢的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充滿了主動、權力、野心的精神。封建階級制度日漸地不重要了。從十二世紀起，貴族與自治市鎮的公民共住在城墻之內。社交活動開始不重視階級的區別，出身與門閥不及財富那麽重要了。

 在另外一方面，民眾之間的傳統社會階級制度也動搖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許多被剝削和受政治迫害的廣大城市民眾。如同貝克哈特所指出的，早在一二三一年，腓特烈大帝二世的政治措施的目的便是：“完全破壞封建邦國，使人民沒有意志，和沒有反抗的方法，然而對政治財源卻是有利的。”（JacobBurckhardt，“TheCivilizationoftheRenaissanceinItaly，”p．5）

 中世紀社會結構的日漸破壞的結果，便是現代意義的個人的出現，貝克哈特說：“在意大利，這個由信心、幻覺、及幼稚的先入之見所編成的面紗，首先化為烏有；客觀的對待和考慮到鄰國，及世界一切事物。這時才成為可能的。同時，在主觀方面，也得到了同樣的重視；人成為有靈性的‘個人’，同時也自認是這樣的。同樣地，希臘人也曾一度自認與野蠻人不同，當其他的亞洲人只知道他們是一個種族的一份子時阿拉伯人也曾自認是‘個人’。”（見同書第一二九頁）貝克哈特對此種新個人精神的描述，說明了我們在前一章所說的，個人之脫離原始關系（束縛）。人發現他自己與他人是“分開而獨立的人”；他發現在兩個方面，大自然與他是截然分開的：大自然是理論與實際的征服的對象，同時就其美麗而言，大自然是享受的對象。人類由於發現了新的大陸，和由於在精神上培養了一種四海為家的精神，人類發現了這個世界。所謂四海為家的精神，就是但丁所說的：“吾鄉即是全世界。”

 文藝覆興是一個富裕而有權力的上階層的文化。沒有分享到統治階級的財富與權力的廣大群眾，喪失了他們以前身份的安全感，於是成為無定型的群眾，或許會受到奉承，或許會受到威脅——但是總會受到當權者的操縱與利用。一種新的專制政治便和這種新的個人主義同時產生了。自由與虐政，個人主義與暴動，是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文藝覆興不是小書商與中產階級的文化，而是富有貴族與自治市鎮公民的文化，他們的經濟活動和他們的財富，給予他們一種自由的感覺，和一種個人存在的意識。但是，同時，這些人也失去了一些東西：安全感與相與感，而這是中世紀社會結構所給予的。他們更自由，但也更孤獨了。他們利用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從生活中壓擠出最後的一點愉快；但是在這樣做時，他們必須殘忍地使用每種手段，從身體上的折磨，到心理上的操縱，來統治群眾，和對付自己階級中的競爭者。人類的一切關系，都因這種為維持權力與財富的生死存亡鬥爭，而受到傷害，與同志——或至少與同一階級的人——的團結，已由一種冷嘲式的超然態度所取代；其他的人被視為被利用和操縱的“目標”，或者，為了自己的目的。無情地摧殘他們，個人被一種熱烈的自我中心，一種對權力與財富的不知足的貪心所吞並。因此，個人與自己的關系，及其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破壞。他自己也成為被利用的目標。我們有理由懷疑，文藝覆興資本主義的大師，是否如同他們被形容的那樣快樂和安全。新的自由似乎給他們帶來兩樣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時日益地感到孤獨、懷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慮。（J.Huizinga，DasProblemderRenaissanceinWegederKullurgeschichte，p．159）我們在文藝覆興時代人文主義者的哲學作品中。也可以發現這種矛盾。他們一方面強調人性尊嚴，個人地位，及力量，同時又在他們的哲學中，顯示出不安全感與失望。

 這種由於個人在充滿敵意世界中，處於孤立狀態，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就說明了文藝覆興時代中個人的特點，即是對名譽的渴求——而中世紀社會結構裏的人，至少不會如此強烈地渴求名譽。如果生命的意義成為可疑的，如果一個人與他人的關系，不能使他覺得安全，那麽，名譽就是抑壓一個人的懷疑的方法。名譽的功能是一樣的。它可以把個人的生活，從生活的有限及不安，提升到不可破壞的程度；如果一個人的名字能為同代人知道，而且如果一個人可以希望，他的名能永垂不朽，那麽，他的生命便可籍著別人的判斷對他生命的反應，而獲得意義，和重要性。很明顯的是，只有那些有實際辦法，可以沽名釣譽的某一社會團體中的人，才能靠這種辦法，來解決不安全感。但是，對那些在同一文化中的無權力的廣大群眾而言，和對那些“宗教改革”時期的中堅份子——城市的中產階級——而言，他們便不能用這種方法來解決他們的安全感。

我們先討論“文藝覆興”的原因，是因為這段期間是現代主義的開始，而且因為，這一時期的歷史家所寫的作品，幫助說明了對本書所分析之主要過程，甚為重要的若幹因素——這個過程就是，人由“個人存在前期”的狀態，演變到完全發現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可是，事實上，雖然“文藝覆興”時代的觀念，對歐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有影響，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根本，其構造與其精神，並不存在於中世紀後期的意大利文化中，而是產生於中歐及西歐的經濟與社會情況中，和產生於路德與加爾文的理論中。

這兩種文化的主要不同點是：“文藝覆興”時期代表工、商業資本主義的相當高度發展；文藝覆興時代的社會，是由一小群富裕而有權的人來統治，並且為哲學家與藝術家形成社會的基礎，這些哲學家與藝術家表達出此一文化的精神。在另外一方面，“宗教改革”本質上是一個屬於城市中、下階級和農夫的宗教，德國也有富商，例如福格家族（譯註。住在奧格斯堡的一個家族）在福格二世（JacobFuggerⅡ）時，其財富淩駕一個國家的財富，但是，他們既不是那些新宗教理論所要訴諸的對象，也不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所依據的主要基礎。如同韋伯（MaxWbber，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城市中產階級才是西方世界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骨幹。（見：韋伯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九三零年出版）根據這兩個運動的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我們可以想象得到，“文藝覆興”的精神，與“宗教改革”的精神是不同的。（見。ErnstTroeltsh，RenaissonceandReformation，VolⅣ，GesammelteSchriften，Tufingen，1923）。在討論路德與加爾文的神學時，便可以發現這兩項運動之間的一些不同處。我們所要註意的，是個人解脫一些約束的過程，如何影響城市中產階級的特性構造；我們也要試著指出，新教教義與加爾文教義，一方面說明了對自由的一種新感覺，同時也使得人們有了逃避自由了重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