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寫詩歌時，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對倫敦的轟炸。艾略特是民防隊員，倫敦遭轟炸後他參加了救火。艾略特說德軍的轟炸機噴出來的火像鴿子一樣，但是我們一般把鴿子看作和平的象征。“噴火的鴿子”意義是很含混的，因為在基督教中鴿子是聖靈，將噴火的聲音比作聖靈的聲音，那是新奇的，超越仇恨的。詩人暗示，我們要在鴿子吐火的舌頭裏面來得新生。要在罪惡裏面有種新生。這種表述和通俗文學表現的戰爭場景有著很多的差別。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模式。

這也牽涉到一個民族自己的歷史記憶。作為一個英國人，凱恩斯在三十年代經常對英國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評。他認為對《凡爾賽公約》，英國也需要反省，法國和美國的知識界也要有這種自省。這種自省是個人的自省，也是民族的自省。

在辛亥革命發生前，關於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社會上有各種聲音。孫中山講的“共和”實際上是各省獨立。而嚴復認為中國需要的是長時期的教育。嚴復認為中國的“民智”、“民德”、“民品”都不夠理想，他甚至還說過中國老百姓是“無政教之民”，也許他過於悲觀了，但是他有些話是發人深省的。比如他說中國的狀況並不簡單由滿人造成，我們漢人負有極大的責任（因為那個時候通行的話是“驅除韃虜”）。漢民族也得自省。

順便說一句，“驅除韃虜”這句話是日本人教給中國革命黨人的。在甲午戰爭爆發時，中國有很多的日本浪人。這些人融入中國社會，支持這一派或者那一派。但是不管他們支持哪一派，都是謀求日本國的最大利益。很多在華日本浪人漢語說得極為流利，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日俄戰爭時有很多給俄國人做小工的日本人，俄國人以為他們是中國人，但實際上他們是日本間諜。1894年宗方小太郎用中文寫了一份《告十八省英雄豪傑》，號召漢人起義反滿。為什麽他們覺得中國只有十八省？這又是中國英雄上當的一個地方。武昌起義時有一面旗就叫鐵血十八星旗，這就是接受了日本的描述，認為中國只有十八個省，而東北不算中國。日本鼓勵漢人英雄豪傑起來造反，要充分利用中國的民族矛盾。我們可以看到，強勢民族將弱小民族玩弄於股掌之間。缺少政治覺悟就無法真正強大。

像嚴復這種人是很有經驗的，他會看出中國問題的癥結。可是當時沒有報紙願意登載嚴復的言論，這是很可悲的。1911年以後，中國社會沒有變化，甚至是更加渙散了。孫中山在南京是沒有任何省向他交稅的，可以說他空有一個臨時大總統的名號卻沒有實權。

九一八事件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住在東三省。我們一直以為是蔣介石下令張學良不許抵抗日本，實際上越來越多的史料告訴我們，這只不過是張學良給自己找的借口。就像托尼給自己找借口一樣。張學良不希望自己的武裝部隊與日軍交鋒，覺得最好的方式是將自己的部隊移到更安全的地方，讓其他的部隊來抵抗日本人。這種事情讓我們很痛心。這表明一個國家缺少真正的凝聚力，缺少為國家獻身的精神。也是因為有這樣的問題，中國當時並沒有真正站立於世界民族之林。1949年後中國的實力有了大大提升。美國人七十年代末研究中國，給出了一系列驚人的數字。晚清時中央政府根本不能調動地方資源，這種能力遠遠比不上1860年的日本和俄國。美國有些史學家對中國49年以後的成就是很感佩的，中國政府開始真正調動全國各地的資源了。這樣的國家才會走向強大，才有戰鬥力。以往中央政府徒有帝國名號，地方資源一點都不能調動，還有什麽戰鬥力？

近代史上中國一系列不幸的事件，我們一回顧會發現很多環節都很難。我們現在有很多標準版本的抗日文學，起到積極的鼓舞士氣的作用，但是要翻譯出來在世界上有號召力很困難。就像《金陵十三釵》等等。我們不要看日本人看了這樣的描寫會有什麽樣的反應，而要看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他們是否會接受這樣的表述。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德國軍隊和日本軍隊一點戰鬥力都沒有。實際上日軍強大戰鬥力一部分來源於對國家的忠誠。忠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也是日本從中國文化中吸取並成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怎麽看待國民黨的士兵脫下自己的衣服換上平民的衣服（後者可能還是搶來的）？這種行為讓我們很難受。一個偉大的國家的士兵永遠不會脫下自己的軍裝，因為軍裝是自己的榮譽。一方面我們為他們悲慘的命運而譴責侵略者，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自己文化中缺少一些東西。六七十年代還不斷有新聞報道，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的森林裏有日本老兵跑出來，身上就穿著幾十年前的破軍服。

有部電影叫《桂河大橋》，講一群被日軍俘虜的英國兵為日軍修橋的故事。表面上英軍為日軍修橋，但實際上他們的組織結構一點都沒有被破壞，沒有一個士兵會出賣他的上級。即便是俘虜，英國兵也要以造出優品質的橋來保持自己的榮譽感。我們不要簡單以為他們為日本人造橋就是叛變。造橋的英國軍人對英國的忠誠不會改變。

有一次我們的電視上介紹一個居住在山東的美國人，他是朝鮮戰爭時被志願軍俘虜的。志願軍對美軍展開思想工作，他就是其中和中國人走得特別近的美國人。一個美國軍官就對他說，回國後我要把你送上軍事法庭。我在聽到這個小細節時，心裏咯噔一下。那些美軍雖然是俘虜，但是上下級基本結構沒有破壞，等級制度完全保存。我希望這位山東美國人是因為愛中國而留在中國，而不是因為想逃避審判而留在中國，這樣就很被動。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在講述戰爭時，我們往往忽略隱含的內容。在講述我們的民族記憶時，如何才能講出新的東西、使得我們像托尼、布里奧妮一樣？通過回憶能夠認識到自己以前的偏差，然後希望自己有所變化，這才是收獲。在《終結的感覺》，小說家一點沒有說托尼成為一個好人，但是讀者可以通過他的描述，看到托尼關心周圍的人要多於自己，而不是沈溺於小小的自我。我們可以把這種變化提升到一個民族的層面上來。由這點出發，我在想我們的文學史應該怎樣寫作？我從來不相信我們有一個被動消極的文學史：所有的作品都在這裏啦！這算什麽文學史？有人想編《全清詩》，把所有清代的詩搜集起來出版，這種工作我覺得意義不大。我覺得更有意義的是拎一首詩出來，談談我為什麽喜歡它或不喜歡它，要談得能夠讓人理解並接受。我們的文學不是一些現成的東西堆在那裏，文學因我們不斷地、積極地參與而在發生一些變化，這些變化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們多了自我反省的精神之後來看抗戰文學，就會發現很多問題。我不太喜歡張愛玲的《色·戒》，尤其是電影。易先生出現時，模樣是吸引人，燈光是亮的，人是有色彩的。我們再看抵抗部隊的老吳，不管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的出場都是灰色的，色調是單一的，是沒有人性的。當王佳芝把寫給父親的信交給他時，他轉身就燒掉了。然後就拿出一粒毒藥，讓王佳芝在遇到危險時吞下。這種方面李安完全沒有把握好。李安可以揭示在日占區或汪偽政權下生活的難處（人們得過日子），但不應該用這樣單一的色調來描寫抵抗的人。老吳最起碼應該和易先生有同樣的光彩，或者是更多的人性魅力。但是電影不是這樣處理，讓我們的同情首先放在易先生身上。

有些抗戰小說是出於戰爭的宣傳，簡單化處理中日關系，但是長遠來看這些作品在文學上會有多大的意義，我是不太確定的。但是我們看蕭紅的《呼蘭河傳》雖然也是寫抗戰，不是簡單追究其他人的罪責，讓我們有種說不出來的痛。但是這種痛對我們是有幫助的，能夠讓我們警醒，而不是沈溺於譴責一個現成的、外在的妖魔。責怪後者，我們的自我感覺就會非常良好，但這是陷阱。蕭紅在故事中把自己也放進去了，她也是呼蘭河的一員。這種敘述超越了簡單的敵我敘事，可能價值更持久一些。我們如果把日本過分妖魔化，也許很解氣，但是會讓人覺得幼稚。需要把日本政界的右派與普通民眾區別開來。

我小時候看《平原遊擊隊》、《地道戰》等作品，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麽是八路軍。我們以為抗戰的只有八路軍。按理說有八路，就應該有六路七路。我們就有一個思維定勢。後來慢慢發現自己對整個抗戰的回憶是不完全的。雖然也有真實的成分，但整個圖景要更複雜。我們如果要成人的話，就應該看到更複雜的圖景。

我們總要看到自己的過去並不是那樣的光芒四射。十九世紀的美國人總是要說美國的建立是基於一個崇高的目標：自由。實際上美國歷史是充滿貪欲和血腥的。華盛頓就是一個大地主，老想擴大自己的莊園，蠶食印第安人的土地。而英國政府是不希望他們和印第安人發生沖突的。十九世紀的一些美國史家總是不斷美化自己的歷史。我們也要看到我們的歷史是彎彎曲曲走過來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歷史中有哪些偏差，問一問在新的時代應該怎樣去認識。新的認識不是為了批判，而是為了我們未來更加強大，一種心理上的強大，這樣可以避免很多失誤。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小說一樣，每個人都有一座堅固的記憶之城，只有依靠外力和內力的共同作用才能打破，能夠更坦然地面對自己，以前需要扭曲很多東西來作出有利於自己的偽裝，有了悔悟的精神後就不需要這層偽裝了。民族也要從自己的過去走出來，成為一個有遠見的能夠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國家。

我們在寫文學史時也要意識到怎樣把我們新的意識體現出來，而不是跟著我們的詩人說“無人信高潔”，然後就認為這個人品格高尚。因為這是沒有自省能力的。我們要走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讓我們的文學作品不僅為中國人民所喜愛，也能夠走到世界上去。有些作品，我們一直以為是沒有好的翻譯家，不然一定會受到全世界的喜歡。這是一個很幼稚的假定。小說人物要善於反省，要同自己慣性的記憶打仗。一個民族也要是這樣，慢慢會有新的因子進入文學創作，這是非常美好的。莫言在去年得茅盾文學獎時說，我們在批判社會時，刀鋒十分銳利，難的是把這樣的刀鋒對準自己，一旦敢於向自己開刀，就進入另外一個境界，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剖析自己的行為是不多的，絕大多數自傳屬於自我辯解一類。敢於和自己對話，質疑自己，那樣的作品就會贏得人心，那個時候我們就會覺得中國人的經歷帶有普世意義，也能夠深受世界人民的喜愛。要走出這一步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一起遠行。（愛思想網站2015-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