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原始社會到文明社會的過渡是如何完成的呢？湯因比認為，文明的誕生既不是“環境”，也不是“種族”決定的，而是“挑戰與應戰”的結果。當然挑戰與應戰有一個適度的問題，壓力、刺激不能太弱、也不能太強。太弱則人類生命的潛力不易煥發；太強會使人類的生命力全部都消耗在應付環境上，而無力進行創造；只有適中的挑戰，才能激發文明的生命力，人們才能進行創造性的應戰。因此這裏就需要有一個法則:那就是要有一個中間點，只有在這個點上，挑戰才能發揮最大的刺激力，這個中間點就在強度不足和強度過分之間。挑戰的嚴重性不足，反應的程度也就比較少，甚或在挑戰的對象上不能引起應戰；那麽是不是挑戰的嚴重性越強成功的程度也就越高呢？其實在超過了中間點之後，挑戰的嚴重性越增加，反應反而是減少了，也可能由於挑戰的力量過於強大而使挑戰的對象喪膽。因此挑戰必須適中。湯因比在這裏所說的適中，其實就是中國儒家哲學所講的“中庸”。

 在湯因比看來，“真正的最適度挑戰不僅刺激它的對象產生一次成功的應戰，而且還要刺激它積聚更大的力量繼續向前進展一步：從一次成就走向另一次新的鬥爭，從解決一個問題走向提出另一個新的問題，從陰過渡到陽。……把那挑戰的對象從平衡推動到不平衡，好讓它再面對一種新的挑戰，因此刺激它再產生一種以新的平衡方式出現的新應戰，其後再產生新的不平衡，以此方式不斷前進，以至無窮。”[6]

 在湯因比的文明理論中談到了三種文明：一是發展了的文明；二是流產了的文明；三是停滯了的文明。停滯了的文明不是中途夭折了（值得註意的是，我們有些人在翻譯時將停滯的文明譯成夭折的文明，則有失湯因比的原意－－筆者），而是“患了小兒麻痹癥”。這些文明雖然誕生了，但是它們卻像童話裏的兒童那樣沒能長大。

 強烈的挑戰，通常能激發高度創造性的應戰，但這有一個極限，超過了這個極限，則嚴厲的挑戰不但不會激勵、反而是要毀滅一個文明。湯因比說：“停滯的文明之所以喪失了活動的能力，是由於它們曾經用力過猛的緣故。它們對於挑戰的應戰所花的力量的嚴重程度達到了剌激發展和引起失敗的邊緣。”[7]愛斯基摩人的用力過猛之處就在於他們在冬天還留在冰雪上依靠捕捉海豹為生。因此湯因比提出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愛斯基摩人究竟是北冰洋的主人，還是它的奴隸”？愛斯基摩人雖然征服了北極的自然環境，但也成了那裏的“囚徒”，波利尼西亞人用力過猛表現為大膽地在海洋上航行，而最後終於喪失了控制海洋的能力，只能生活在孤零零的、與世隔絕的海島之上。當他們被發現之時，顯然還處在原始社會生活階段。遊牧民族雖然征服了可怕的環境，而環境卻也把他們變成了奴隸，成了氣候變化和植物生長周期的囚犯。愛斯基摩人、波利尼西亞人、遊牧民族這些停滯的文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敢於大膽地對付一個同樣無法控制的對象”。[8]因而它們的結局也是同樣的文明的停滯。可見用力過猛和不足都不行，只有適度的挑戰才能產生文明。也就是說，在文明的生長過程中，必須運用“中庸之道”才能得到正常的生長發展。這是湯因比文明理論的立足點。

 “挑戰與應戰”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是湯因比的歷史哲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一個文明的誕生就是對挑戰的應戰的成功。湯因比為什麽要采用這種理論呢？因為他也曾應用過其他的方法，但結果都不行。湯因比說：“用現代自然科學裏的古典學派的方法來探討文明起源的積極因素”會是“毫無結果”的。因為我們是在研究活生生的人類的思想。一切故事的開端都是“一種完美的陰的狀態”。[9]“浮士德的知識是完美無缺的；約伯的善良和富貴是完美無缺；亞當和夏娃的純潔和快樂是完美無缺的；在天文學家的宇宙裏，太陽是一個完美無缺的形體，它沿著自己的軌道不受擾亂地平平安安地運行著。”“完美無缺”是一種“陰”的狀態，也就是“靜止”狀態，靜極則生動。“當陰的狀態已經如此完美的時候，它就到變為陽的時候了”。而一個狀態到了完美無缺的程度時，它要變化就需要外來的剌激或動力。“用神話和神學來說，使五個完美的陰的狀態變成新的動力，乃是由於魔鬼侵入了上帝的宇宙。”也就是說，上帝遇到了魔鬼的挑戰。“人類這個主角所受的苦難的第一個階段便是通過一次具有極大生命力的行為從陰變到了陽，——是在困難重重的誘惑之下由上帝制造的人來完成的，——這件事使上帝本人重新獲得了創造性的活動能力。”[10]湯因比一反西方認為文明是由上帝所造的傳統說法，在這裏他把上帝人性化了，文明是通過上帝創造的人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