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4)

在一次去西雅圖出差的途中,里奇突發心臟病。他原本有心絞痛的病史,胸痛偶爾發作時,他會服用硝酸甘油片應急,但這一次沒有奏效——1965年的時候,醫生們沒多少絕招對付心臟病。在愛麗絲趕到醫院之前里奇就死了,只有60歲。當時愛麗絲56歲。

憑著陸軍工程兵團的退休金,愛麗絲能夠保住她在阿靈頓的房子。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一個人在格林城堡街的那所房子里生活了20年。我的嶽父母吉姆和娜恩就住在附近,但是,愛麗絲完全獨立生活。她自己修剪草坪,還會修理水管。她和她的朋友波莉一起上健身房。她喜歡縫紉和針織, 為每位家人縫衣服、織圍巾,還制作紅紅綠綠的聖誕襪子,襪筒上繡著有紐扣鼻子的聖誕老人和家人們各自的名字。她組織了一群人,認購了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全年度表演的票。她的座駕是體積龐大的雪佛蘭羚羊。為便於查看儀表盤,她在座椅上放了一塊墊子。她做些跑腿打雜的事,探望家人,開車接送朋友,給那些比她病痛更多的人送飯。

隨著時光流逝,我不免會猜想,這樣的生活她還能維持多久。她身材嬌小,身高一米五幾。雖然每次有人提起身高的問題,她都會發怒,但是,她一年比一年矮,體力也一年不如一年。我同她的孫女結婚的時候,愛麗絲喜笑顏開,把我拉到身邊,告訴我婚禮讓她多快樂,可惜嚴重的關節炎害得她不能與我共舞。但她仍然住在家里,獨自打理生活。

當我父親見到她,了解到她一個人生活的境況時,吃驚不小。他是泌尿外科醫生,見過很多老年病人,發現他們大多獨自生活,為此,他總是感到不安。老人隨著身體功能的逐漸退化,許多基本生活需求都需要旁人的幫助,這一天總會到來,他為此深感擔憂。作為印度移民,他聯想到自己有責任把老家的老人安頓到美國的家中,抽時間陪伴他們,照顧他們。父親是1963年來紐約做住院醫師的,他逐漸接納了美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他放棄了素食主義,約會了後來成為我母親的女朋友——同樣來自印度的兒科住院醫師。雖然同屬於印度移民,但她跟父親說著不同的語言。他後來娶了她,而沒讓我祖父為他安排婚姻,為此使得家人遭到非議。他還是一位狂熱的網球迷,做過當地扶輪社的主席,私密的朋友間還喜歡講一些黃段子。1976年的7月4日,是美國建國200周年的紀念日,也是他最愜意的一天。這一天,在雅典縣展覽會的正面看臺,在幾百個歡呼雀躍的人的注視下,他宣誓成為美國公民。但是,有一個美國人的習俗他沒有接納,那就是對待老人和病弱者的方式——讓他們獨自生活,或者把他們丟給一系列無名的設備,讓他們在生命的最後日子同幾乎只知道他們名字的醫生、護士一起度過。這是同他的祖國印度最不相同的一點。


田園牧歌式的老年生活


以西方視角觀之,我父親的父親所擁有的老年生活完全是田園牧歌式的。斯塔拉姆·葛文德是一個農民,住在距孟買約500千米的一個叫猶提的村莊。我們的祖先已經在這里耕作了幾百年。記得差不多跟我認識愛麗絲的同時,我和父母及妹妹一起去探望他。那時,他已經一百多歲了,是我認識的最高壽的人。他拄著拐杖走路,像一棵麥稈似的佝僂著腰。他的耳朵很背, 得通過一根橡皮管對著他的耳朵高聲大氣地說話。他的體力有些不支,從椅子上站起來的時候,時不時需要人扶助。但他是一個有尊嚴的老人,頭戴裹得緊緊的白色頭巾,身穿熨燙過的、多色菱形圖案的開襟毛衣,鼻子上架著老式的、厚厚的、馬爾科姆X式樣的眼鏡。任何時候家人都隨侍在他身邊, 隨時準備幫助他。他之所以受到人們的敬重,並非是因為他的年齡大了,而是人們需要在婚姻、土地糾紛、商業決策等方面請教他。他在家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吃飯的時候,我們都讓他先吃。年輕人進入家門後,要向他鞠躬,並摸著他的腳祈禱。

如果在美國,他肯定會被安置在療養院。健康專業人員有一個系統的標準來評估一個人的身體功能。如果在沒有他人幫助的情況下不能如廁、進食、穿衣、洗浴、整容、下床、離開座椅、行走(所謂“八大日常生活活動”),那麽,說明你缺少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如果不能自行購物、做飯、清理房間、洗衣服、服藥、打電話、獨自旅行、處理財務(所謂“八大日常生活獨立活動”),那麽,你就缺少安全地獨自生活的能力。

我祖父只能滿足部分基本獨立測量指標,至於那些更復雜的指標,他幾乎都做不到。但是,在印度,這並沒有什麽嚴重的後果。他的狀況並沒有促使家人召開危機討論會,也沒有就如何安頓他發生激烈的爭執。顯然,家人能確保我的祖父繼續按照他的意願生活。我的一位叔叔和他的家人同祖父生活在一起,有一群子女、侄子侄女、孫子孫女在近旁,所以,他從來不缺少人幫助他。

這樣的安排使他可以維持居家養老的生活方式,但現代社會里沒有多少老人能夠指望像他那樣。比方說,家人使他得以繼續擁有和運營他的農場——這個農場可是他白手起家建立起來的(其實連白手起家都算不上)。有一年收成不好,他的父親幾乎把所有家當都給了債主,只剩下貸款買來的12畝土地和兩頭瘦骨嶙峋的牛。老人死了之後,把債務留給了他的大兒子斯塔拉姆。18歲的斯塔拉姆新婚不久,就被迫在家里余下的12畝地的農場中當契約勞工。他和他的新娘一度只吃得起面包和鹽,差點兒餓死。但是,他一邊祈禱,一邊把犁,結果他的祈禱得到了回應——收成好極了。他不僅有了飯吃,而且還還清了債務。後來,他把那12畝地擴大到了1 200多畝。他是村里最富有的地主之一,而且自己成了債主。

他先後娶了3位夫人(都死在他的前面),生育了13個子女。他強調教育、 勤勞、節儉、自己闖自己的路、信守承諾,並嚴格要求別人也同樣如此。終其一生,他從來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每晚睡覺之前,他都要騎著馬把他的每畝地都巡視一遍。因為他身體虛弱、重心不穩,叔叔們擔心他從馬背上摔下來。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件事對他很重要。於是,他們為他買了一匹較小的馬,並保證每次巡視都有人陪著他。直到逝世的那一年,他都還在堅持夜巡。

如果他生活在西方,他的做法會顯得荒誕不經。他的醫生會說,這不安全。如果他堅持己見,然後摔下馬背,髖骨骨折,被送到急診室,那麽,醫院不會讓他回家,會堅持送他去療養院。但是,我祖父生活在前現代社會,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選擇來生活,家人的任務就是實現他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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