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患者死亡並不代表醫生的失敗。死亡是極正常不過的現象。死亡可能是我們的敵人，但是，死亡也符合事物的自然規律。在抽象的意義上，我知道這些真理，但是，我缺乏具體的認知——它們不僅對於每個人是真理，而且，對於我面前的這個人，這個由我負責治療的人，也是真理。

我的同行舍溫·努蘭（Sherwin Nuland）大夫在他的著作《死亡的臉》（How We Die）中寫道：“我們之前的歷代先人預期並接受了自然最終獲勝的必要性。醫生遠比我們更願意承認失敗的征兆，他們也遠不像我們這麽傲慢，所以不會予以否認。”但是，當我行進在21世紀的醫學跑道上，學習使用令人生畏的技術武器時，我恰恰不懂“不那麽傲慢”的真正含義。

作為一名醫生，你想象自己會獲得工作的滿足感，結果工作的滿足感卻變成了能力的滿足感。這種深刻的滿足感類似於一個木匠因為修復一只破損的古董櫃子而獲得的那種滿足感，或者，類似於物理老師因為使得一個五年級的學生突然認識到了原子是什麽而獲得的那種滿足感。這種滿足感部分是因為自己有助於他人，但同時也來自於技術嫻熟，能夠解決困難、復雜的問題。你的能力給你一種安全的身份感。所以，對於一名臨床醫生來說，對於你的自我認識的威脅，最嚴重的莫過於解決不了病人的問題。

無人可以逃脫生命的悲劇——那就是，從出生的那一天開始，每個人都在不斷老去。一個人甚至可以理解並接受這一事實，那些已故和垂死的病人不再縈繞於我的夢境，但這與知道怎樣對付回天無力的病例是兩碼事。我身處這個充滿英雄主義的行業，因修復生命的能力而取得成功和榮耀。如果你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們也知道技術上該怎麽辦，但病情卻嚴重到不可以解決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沒有明確的答案。這個事實令人困擾，並導致了麻木不仁、不人道，以及某種特別的痛苦。

把死亡作為醫學的技術極限和倫理選擇問題來思考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醫學還很年輕。事實證明，救治失敗並不是醫學的無能，而是對生命進程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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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討論死亡的現代經驗：作為會老、會死的高級動物是怎麽為自己的生命畫上句號的？醫學如何改變了死亡體驗卻又無法改變死亡的牌局？我們關於生命有限性的觀念產生了怎樣的迷茫？我做了10年的外科醫生， 如今也人到中年，我發現不論是我還是我的病人，都覺得當前的狀態難以忍受。但我也困惑，答案應該是什麽，甚至是否可能有任何充分的答案，這些都還不清楚。然而，作家和科學家的雙重體驗讓我相信，只要揭開面紗，抵近觀察，就可以把這團“亂麻”厘清。

無須同臨終老人或處於生命末期的患者相處太長時間，你就可以本能地意識到，醫學經常辜負其本應幫助的人們。我們把生命的余日交給治療，結果為了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好處，讓這些治療攪亂了我們的頭腦、削弱了我們的身體；我們在各種機構，比如療養院和監護室，度過最後的時光，刻板的、無形的慣例使我們同生活中真正要緊的東西相隔絕。我們一直猶猶豫豫，不肯誠實地面對衰老和垂死的窘境，本應獲得的安寧緩和醫療與許多人擦肩而過，過度的技術干預反而增加了對逝者和親屬的傷害，剝奪了他們最需要的臨終關懷。人們無法回避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對此，大多數人缺少清晰的觀念，而只是把命運交由醫學、技術和陌生人來掌控。

撫舊追新，無限感慨中我決計寫下這本書。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死亡可能是一個敏感而忌諱的話題。作為醫生，我深知生命是一條單行線，一步一步走向衰弱和死亡，生老病死的進程不可逆；但對於大眾來說，有人會感到驚駭。無論怎樣小心翼翼地措詞，仍有很多人覺得這個話題太殘酷，可能會讓人們聯想到這個社會準備舍棄病人和老人。其實，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拒絕接受生命周期的限定性，以及衰老與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我們的末期病人和老人才會成為無效治療和精神照顧缺失的犧牲品。好在我們的社會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個待解的問題，我們正在為生命的末期關懷開辟安寧緩和醫療（臨終關懷）的新路徑。到那一天，生的愉悅與死的坦然都將成為生命圓滿的標誌。

活到100歲的代價

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從來沒有目睹過嚴重疾病或者老年生活的種種難處。我的雙親都是醫生，身體健康、強壯。他們從印度移民到美國，住在俄亥俄州的雅典（一個面積不大的大學城），在那里養育了我和妹妹。我的祖父母還在印度，並不與我們在一起生活。與我有交集的老人是一位女士，跟我們住在同一個街區，我上中學時她曾教過我彈鋼琴。後來她病了，不久就搬走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後來發生了什麽事。因此，老年生活的境遇完全不在我的感知範圍以內。

在大學期間，我開始和凱瑟琳約會，她成了我的女友。1985年的聖誕節，我受邀去她家玩。她家住在弗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市。我認識了她的祖母愛麗絲·霍布森。老太太當時77歲。印象中，她熱情、思想獨立，從不刻意掩飾她的年齡。她一頭自然的長髮，梳成貝蒂·戴維斯風格的髮型：直髮，梳向頭的一側。她的手上綴滿了老年斑，皮膚皺皺巴巴的。她穿著簡約但熨燙得整整齊齊的襯衫和裙子，嘴唇上抹了一點點口紅，鞋跟遠遠超過了旁人想象的高度。

我後來和凱瑟琳結婚了。我了解到，愛麗絲奶奶生長在賓夕法尼亞州一個以鮮花和蘑菇養殖聞名的鄉鎮。她的父親是花農，在面積達數十畝的溫室里培植康乃馨、萬壽菊、大麗花。愛麗絲和她的兄弟姐妹是她家的第一批大學生。在特拉華大學讀書期間，愛麗絲結識了土木工程系學生里奇·霍布森。由於碰上了大蕭條，他們直到大學畢業6年後才有能力結婚成家。早先由於工作的原因，他們經常搬家。後來他們生育了兩個孩子，其中的吉姆成了我的嶽父。里奇供職於陸軍工程兵團，是大型水壩和橋梁建設方面的專家。10年後，他得到升遷，在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司令部工作，並一直工作到退休。他們把家安在阿靈頓，買了一輛車，到處遊玩，同時，換了一所更大的房子，送兩個天資聰穎的孩子上了大學。做這些事，他們都是用自己積攢的錢，無須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