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帝國基因

廉價的刊登犯罪新聞的小報、種種煽

情主義的星期日報就像潮水一般湧現了。

—《大英百科全書》

家族基因

因性格和環境所迫，我充當了一個變革的推動者。

—默多克

1.自由蘇格蘭教士

默多克用近60年的時間，在世界傳媒界縱橫捭闔，不斷擴張，建立起遍布全球的新聞帝國；同時，他自己也從名不見經傳的澳大利亞報業公司老板，成為呼風喚雨、長袖善舞的跨國傳媒集團的掌門人。如今，一場竊聽風雲，卻讓跨國傳媒集團在大英帝國的傳奇轉眼間變成了黃粱一夢。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默多克是如何從一位傳媒大佬變為全民公敵的呢？這還要從他的生長環境說起。因為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

對於默多克這位一生充滿爭議的傳媒界的傳奇人物，輿論褒貶不一，最多的描述是：愛冒險、對事業充滿熱情、野心勃勃，甚至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而默多克自我評價，“是因性格和環境所迫充當了一個變革的推動者”“新聞集團反映了我的思維、性格和價值觀”。

性格決定命運，性格的形成又受社會環境很大影響，所以關於默多克我們很有必要從他的成長環境和族群基因說起。

默多克雖然生長在澳大利亞，但是，他和許多澳大利亞人一樣，祖輩都是移民澳大利亞的英國人，更為關鍵的是，默多克的報業經營理念也傳承自父輩在英國學到的工業革命時代所興起的一種資產階級商業辦報理念。

默多克的曾祖父詹姆斯·默多克本是一名自由蘇格蘭教會的牧師。1843年5月，他參加了那場轟轟烈烈的“反叛”運動—蘇格蘭教會的幾百名牧師和一些神學院的學生，因不滿英國國王對教會的控制，在一個叫托馬斯·查爾默的牧師率領下，宣布同蘇格蘭教會斷絕關系，並組織成立了自由蘇格蘭教會。

在曾祖父詹姆斯的影響下，默多克的祖父帕特裏克·約翰·默多克也成長為一名具有反叛精神的自由蘇格蘭教會教士。1884年，帕特裏克接受澳大利亞墨爾本自由教會的邀請，帶著家人來到澳大利亞開始新的生活。

澳大利亞—這塊南半球古老的大陸，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幾乎一直沈睡著。雖然中國人、馬來人、印尼人以及阿拉伯人早就到過澳大利亞北部，但他們都始終沒有在那裏定居下來。

1770年5月，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庫克到了澳大利亞東海岸的博塔尼灣。

他在一個小島上升起一面英國國旗，正式宣布把他所發現的地區統統劃為英國領土。此後，澳大利亞一直是英國政府流放罪犯的固定地區，直到1850年，英國政府才取消了這一做法。到19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整個社會的文化和經濟生活都還非常落後，在歐洲人的眼裏，那裏依然是一塊“蠻荒之地”。

澳大利亞的繁榮始於1851年。這年4月，有人在新南威爾士的山谷裏發現了黃金，很快，在維多利亞和昆士蘭也發現了黃金。這一消息迅速傳遍了整個世界，無數的歐洲人、美洲人蜂擁而至。這股“淘金潮”也波及到了蘇格蘭，許多蘇格蘭人帶著“發財夢”移民到了澳洲。而剛剛從蘇格蘭教會分離出來的自由蘇格蘭教會，也隨著這股移民浪潮在澳大利亞落了腳，先後在悉尼和墨爾本建立了分部。

在維多利亞發現黃金以後，墨爾本成了維多利亞的首府並迅速繁榮興旺起來，從一個小港口變成了一個商業中心。到1880年左右，墨爾本已經擁有約50萬人口，不僅成為澳洲大陸上最大的城市，同時也跨入世界大城市的行列。由於教區人口的迅速增多，墨爾本自由教會備感力不從心，要求蘇格蘭的總部給予支持，派遣最好的牧師前來工作。

1884年，作為蘇格蘭自由教會的頂梁柱，帕特裏克接受了來自遙遠的澳大利亞墨爾本自由教會的邀請，帶著一家人於當年10月到達了墨爾本。到墨爾本三年後，帕特裏克轉到了墨爾本郊區的一個教堂做主教，在那裏一直待到1928年12月退休。

帕特裏克不僅成了墨爾本社區裏的教會領袖，也成了整個澳大利亞長老教會的領軍人物。帕特裏克講究開明民主、自力更生、註重實際，而他的強烈參與意識使他熱衷於教會和國家的政治活動。1898年，他被選為維多利亞教會的司會。1905年，他又當選為澳大利亞教會最高機構—澳大利亞總會的司會；他還在國家中學宗教教育皇家委員會任職；他也是參與制定今天澳大利亞長老派教會宗教政策的少數幾個人之一。帕特裏克一位牧師同事這樣評價他:“他和其他幾個人塑造了澳大利亞的精神，形成了當今澳大利亞長老派教會的方針。”

帕特裏克還是新聞自由的堅定支持者，他把新聞自由稱為“暴政最強大的敵人”，並認為“沒有哪一個獨裁者能夠容忍他的人民對他的行為進行自由的議論和廣泛的宣傳”。帕特裏克所擁有的巨大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熟知他的男女老少們。

默多克的父親基思·默多克出生於帕特裏克到達澳大利亞的第二年—1885年的8月12日，在帕特裏克的7個孩子中，基思排行第三，是第二個兒子。

基思本來是要子承父業當牧師的，但是他有口吃的毛病，這讓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生活一直十分自卑和壓抑。在學校，因為口吃說不出話來，同學們常常嘲笑他，拿他開玩笑。因此，中學畢業後，基思告訴父親，他不想上大學而想成為一名記者。

身為牧師的父親帕特裏克雖然沒有熱情地支持他，但還是和他教區的一位知名人士—墨爾本《時代報》的老板大衛·希姆說了這件事。希姆給基思安排了一份負責市郊小區的新聞報道工作。

基思一直有一個夢想：進入英國新聞界，並且希望能在倫敦治好他的口吃。為此他勤奮努力地工作，過著節儉甚至清貧的生活。到1908年，23歲的基思已經攢了500英鎊，足夠他買一張去倫敦的船票，以及在倫敦一年的生活費用。於是，他毫不遲疑地來到倫敦。

沒想到的是，基思仰慕已久的倫敦卻使他大失所望，他的理想很快就破滅了。原來，他千辛萬苦托人寫的推薦信對進入倫敦新聞界起不了半點作用。在倫敦，他既沒有找到能夠醫治他口吃的辦法，也沒有尋求到他理想中的事業，甚至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住房，交上一個誠實的朋友。他不得不孤單一人住在廉租屋中，一邊在煤氣爐上用袖珍刀烤面包吃，一邊思念著家鄉。在倫敦痛苦地生活了一年多後，1910年基思回到了墨爾本，《時代報》重新給了他一份工作。

1912年，基思成了悉尼一份很活躍的晚報《太陽報》駐墨爾本的記者，一直郁郁不得誌的他從此開始進入了事業的順利發展期。他對政治也越來越感興趣了，最仰慕的是兩位工黨領導人安德魯·費舍爾和威廉·莫裏斯·休斯。費舍爾也是他父親的朋友，在1908年至1915年間任澳大利亞總理，而休斯在1915年至1923年間接任總理。他們對澳大利亞命運的信念鼓舞了年輕的基思，使他成為他們的思想觀點忠實的崇拜者和追隨者。基思不再將自己看做為一個蘇格蘭移民的後裔，而是以一個純粹的“澳大利亞人”自居。

2.終止戰爭的記者

有一件事對默多克的影響很大，那就是父親基思·默多克的一段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歷。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1915年4月25日，一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聯軍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加裏波利登陸，遭到土耳其軍隊的猛烈抵抗，被壓在了一處陡峭的懸崖峭壁下面，死傷達一千多人。當時軍方“不允許批評這次軍事行動，不允許在新聞裏說軍隊進攻受挫或是軍事行動受阻，也不允許透露傷亡數字”。因此，當時在英國和澳大利亞，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軍隊節節潰敗的慘烈程度。

誰應當為此血腥的屠殺負責？許多澳大利亞人認為是英國將軍們的責任。

1915年，基思被任命為澳大利亞一家新聞機構駐倫敦的記者和編輯，他父親的老朋友，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安德魯·費舍爾，授權他在去倫敦的途中，

在埃及停留一下，以便調查澳軍對關於他們的信件延誤的抱怨。

在開羅，基思給達達尼爾遠征軍司令官漢密爾頓將軍寫信，要求允許他采訪加裏波利前線，他向司令官保證，將遵守新聞檢查規定。漢密爾頓同意了。1915年9月2日，基思到達了漢密爾頓將軍的司令部。在那裏，他與倫敦《電訊報》的記者埃裏斯·巴菜特混得很熟，成了好朋友。巴萊特同樣也是一位不同尋常的戰地記者，消息靈通，他將自己聽到的所有重要消息都記錄下來，並透露給基思。

一天，巴萊特告訴基思，他準備給英國首相赫怕特·艾思奎斯寫封信，抗議這場戰爭的指揮情況，並將此信的副本給了基思一份。基思當時意識到，自己手裏所掌握的信息足以成為新聞史上最精彩的報道之一。

但是，不幸的是漢密爾頓知道了該計劃，他驅逐了巴萊特，此時基思已經離開了前線。於是，漢密爾頓又給倫敦的戰爭辦公室打電話。因此，當基思到達法國的馬賽港時，遇到了一位英國情報官員，這位官員迫使基思交出了那封信和記者證。

在緊急情況下，基思給澳大利亞總理費舍爾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的語言尖刻，並誇大了事實。他在信中指責英國軍官，說他們把年輕人投入了戰爭遊戲，這些士兵忍受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

基思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給澳大利亞總理，但在倫敦，他將他的故事告訴了《泰晤士報》的一個編輯。該報的老板是洛德·諾思克利夫爵士，他於1908年買下了《泰晤士報》，成為最早的英國報業大王之一。他一直反對英國政府在達達尼爾的角逐，而這位記者的信，成為諾思克利夫用來向政府施加壓力的工具。在諾思克利夫的鼓動下，基思將他給費舍爾的信的副本寄來了，並在諾思克利夫的授意下，變成了一份發給英國內閣的文件。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經過英國內閣的討論，認為基思的信雖然有一些錯誤，但必須采取某些行動以改善達達尼爾的情況。

盡管漢密爾頓將軍力圖證明這封信裏所說的許多情況都是不真實的，但他還是被撤換了，不到3個月的時間，澳大利亞軍隊從這個半島撤出了。

這一系列事件使基思在倫敦和澳大利亞都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人物。20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最有名的作家西德尼·諾蘭在描述加裏波利的故事時說：“作為現代澳大利亞偉大的裏程碑，是當時澳大利亞人都經歷過的感人至深的事件。”80年代，默多克也曾資助拍攝了一部影片《加裏波利》。1989年，當魯伯特被問及他父親的那封信時，他回答說：“那封信，確實改變了歷史。”

1990年3月3日，倫敦的《泰晤士報》刊載了兩篇長文，紀念加裏波利登陸戰役75周年。第二篇文章的標題是《終止了一場戰爭的記者》，頌揚基思·默多克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稱他“幾乎是一手停止了戰爭”。

由於基思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使他在澳大利亞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著名人物。而這段經歷也使基思成為倫敦和澳大利亞新聞界的一顆新星，躊躇滿誌的他開始了對自己夢想的新的沖擊。

當時，英、法、美等國已先後實現了工業革命，尤其在西方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工業革命帶來了經濟的巨大發展，輕重工業的產量成倍增長，國際貿易急劇增加，使英國成了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最發達的國家。與此同時，工業革命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報刊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美國、英國、法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先後出現了一種以刊登社會新聞為主，面向社會大眾發行，售價便宜的新型報紙。因售價較低，通常稱為廉價報紙，又因讀者均為平民大眾，也稱為“大眾化報紙”。

工業革命不僅促進了經濟的飛躍，使人們對社會信息的需求激增。千百萬平民百姓都在追逐著城市生活、國家變化的信息。過去那種以社會上層為讀者對象的上層報紙、政論報紙，內容乏味，文字艱深，價格昂貴，完全不能適應廣大中下層群眾的需要，於是面向這些人口眾多的讀者的新型廉價報紙就應運而生。這種報紙內容上註重地方新聞、社會新聞以及軟新聞；形式上文字通俗，

版面活潑，可讀性強；經營上完全商業化，大量刊登廣告，以此來降低售價，

擴大發行。《大英百科全書》記載當時的狀況：“廉價的刊登犯罪新聞的小報、

種種煽情主義的星期日報就像潮水一般湧現了。”廉價報紙的出現使商業報紙更加興盛，逐步成為資產階級報業的主體，並為其向現代報業演變奠定了基礎。

這些報紙的內容貼近普通人的生活，文字通俗，價格低廉。盡管類型各異，有的政治色彩濃厚、觀點激進，足以反映人們的心聲，發泄人們的憤懣和不平，為渴望變革的人提供種種改良主義藥方；有的政治色彩淡薄，熱衷於社會新聞、煽情主義報道，但是不少勞累終日、生活單調的人們，又想從中得到一些刺激或消閑，以排#原點書屋 www.txtyd.com遣情緒的苦悶。至於辦報人則懷有各自的目的，有的是資產階級改革家或小資產階級激進派，想通過這些能夠“把下層生活攪動起來”的報紙，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贏得支持；有的則純粹為了贏利，把廉價報紙作為一種走俏的商品，盡管有阻力、有風險也樂於為之。這就是英國早期廉價報紙頑強生長、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

1916年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的日子裏，基思一直在倫敦度過。新近獲得的名聲使基思躊躇滿誌，他還被任命為澳大利亞駐倫敦首席非官方通訊員，更讓他高興的是，因為這件事，他和英國報業大王、《泰晤士報》老板諾思克利夫結下了不解之緣。

諾思克利夫是當時大家公認的傳媒天才，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現代報業奠基人。他奉有自己的辦報哲學，認為：“辦報的目的就是要賺錢，讓它討論大眾關心的事情，讓它滿足公眾的需要。”他將那些難以抵抗的通俗的誘惑元素引進了他的報紙，這些元素在各倫敦小報，甚至今天的福克斯電視網和《紐約郵報》都隨處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