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記憶的符號再現

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說“過去總會被合法化”［2］6，這是因為我們總是以較為現實的方式回憶、想象並重新塑造過去，過去不僅取決於我們不斷變化生長的記憶，而且取決於意識篩選、想象重構和媒介展現.

因此，記憶的核心問題就是重現（representation），是表征，是語言和實在之間的邏輯聯系和審美聯系。而這一切，只有通過符號才會發生。

記憶最基本的功能是存儲功能，但它所面對的是一個未經過整理的、各種材料紛亂雜陳的潛意識世界，我們所有主動地、間接地經驗過的生活都被包含其中。阿斯曼夫婦將其稱為“未被居住的潛藏領域”，“在個體的內心層面，這類記憶的因素極其不同：部分是不活躍且不具有生產力的；部分是潛在的未受關注的；部分是受制約而難以被正常地重新取回的；部分是因痛苦或醜聞而深深被埋藏的。……在集體層面，存儲記憶包含了變得不可使用的、廢棄的、陌生的東西以及中性的、身份抽象化的屬於數據或資料類的知識，當然也包含了錯過的可能性以及可供選擇的全部內容。”［1］27

這一部分是沒有邊界的、無組織的、野性的、未被我們的意識所馴服的，我們要馴服它，本質上就是要對它進行符號化處理，基於某種現實情境的需要，有選擇地征用、支配和占有那些材料，使其轉化為與我們構建自身的主體身份相關聯的、有意義的內容。

這一符號化的過程包括兩個層面。

其一，記憶從存儲到重建，是一股潛流，它在我們的頭腦和意識中悄然發生；

其二，記憶從心理實在到經驗活動，又是漸趨呈現和演示的，它只有借助“被言說”或者“被表述”才能成為一種確定的形式，從而才能為我們所認識。

後者就是本文的立足點，也是筆者認為記憶研究中最具根本性的因素。顯而易見，再現記憶或表述記憶最自覺、也最主動的一種方式就是語言行為。

比如說“我記得……”、“回想當年……”、“那個時候我……”等等。對過去的記憶是被講出來的，通過語言的敘述，記憶脫離昏暗繁雜的“未被居住的領域”，上升到確定的、明晰的 “現在世界”，從意識的可能性脫胎換骨為語言的現實性，實現了在社會層面而非自然層面的“第二次誕生”，成為可供認知、交流和建構的文化現象。

從記憶主體的角度而言，記憶的二次誕生本質上就是一個語言符號建構和敘事過程。這與 20世紀的史學理論革命（海登·懷特）和語言轉向（Ｒ·羅蒂）有重大關係，也在更深的層面上關涉到我們對存在和實在的關係的理解。

前面我們已提到過，我們對過去的理解受制於多重因素，不僅取決於過去本身，更重要的是，它還受到我們“言說”過去的方式的制約。

在芬蘭學者塔拉斯蒂那里，這顯示為符號的逆向運動，也就是說，“符號的所在，是基本存在的結果”，“所有世界和命運都從無意識中凸顯出來，凝結為一個符號，一種品味，一種嗅覺，一種香水，一種姿態”，符號的價值要靠記憶的功能來體現，記憶就意味著“將現在視為缺場的，超驗的”［3］136-139。

而在德國學者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論里，這又意味著文化記憶的“視野”，即人類歷史早於人類對於歷史的記憶，“文化記憶有其知識儲備的外邊界”，“文化記憶……是關於過去的一種獨立形式。……不是某些可以發現的來源和痕跡，而是文化文本決定其視野的大小，並且通過其語義學的塑造世界的功能，來給予文化記憶身份構成的簡明性”［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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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阿斯特莉特·埃爾，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２］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３］埃羅·塔拉斯蒂．存在符號學［Ｍ］．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原題《文化記憶與符號敘事———從符號學的視角看記憶的真實性》

（本文作者趙靜蓉，单位：暨南大學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632） 

（原載2013年第 5期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