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實在）早於記憶（存在），而記憶又先於記憶的言說（語言），由此可見，記憶的符號化同樣顯示出反經驗主義的含義。記憶基於事實，而符號敘事卻可以與事實保持一定的距離，通過分析和推理來臻達真理，這既驗證了美國哲學家奎因所說的“經驗真理”和“分析真理”之間的差別，也證實了 Ｒ．羅蒂所談的“經驗的強制”和“語言的強制”對我們形成真實信念的不同影響。荷蘭史學家安克斯密特據此認為，語言轉向說興盛的原因是：“與經驗論所相信的相反，我們相信為真的東西至少有時候是可以解釋為是關於實在的陳述，以及關於語言意義的陳述，和關於我們在語言中所使用語詞的意義的陳述。因此，和實在一樣，語言也可以是真理的制造者。”［4］32

記憶的另一種形式是被記憶，即作為記憶的客體或載體，比如人、事或物象，如圖片、檔案、物件、博物館、儀式等。事和物象本身是不會記憶的，但它們作為特殊的表意符號，卻可以營造誘人回憶的氛圍，充當激活或激發主體進行記憶的催化劑。

經由主體的移情和投射，這些符號在記憶行為發生之前，就已變成了具有先驗的情感結構的“形式”或“意象”，它“是從圖式中撿出部分的一種手段，是在重建過去的刺激和情境中增加多樣化機會的一種手段，也是克服按年月順序的編排，來呈現的一種手段”［５］２８７，它對記憶的最大幫助就是增強我們處理距離情境的能力。

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將之稱為“強迫記憶”，阿萊達·阿斯曼則命名其為“他我記憶”，在這種類型的記憶中，主體只是在等待，等待著“緘默的物品撞擊”我們［1］144，主體同時也變成了媒介，用以傳達和“翻譯”出被事情或物象所觸發的回憶。

二、記憶的文本化

正因為記憶是借助符號得以再現和表述的，記憶是關於記憶的陳述，因此記憶就絕不可能是靜止不變的、固定的，它必然要在過去和現實之間逡巡往返，部分可能被不斷地重復，部分可能被打破重組，部分可能被消除抹去，也可能會有新的元素加入進來。

“語言回憶的框架不是身體，而是社會交往。莫里斯·哈布瓦赫曾指出，回憶是在與他人及他們的回憶的語言交流中構建的。我們回憶許多我們能找到機會去講述的東西。講述是一種‘詳盡的編碼’，一種使經歷變成故事的翻譯。……記憶通過詳盡和重復鞏固自己，這也說明：沒有被重復的就消失了。”［1］149

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過程，令記憶符號的意義不斷增殖；同時，語言的建構本質也決定性地，也影響了記憶的想象性特征，使記憶與故事變得很接近。

因為語言的符號化建構，記憶變成了文本，或者說，記憶被文本化。表述一段記憶，就像是講一個故事，主體會因為記憶的現實情境和需求不同，而對過去做出適應性的調整、修改、轉換或補充，從而使之更傾向於“可被理解和可被接受的真實”。文本成了我們闡釋記憶的媒介，並將記憶行為帶入一個邊界開放的記憶空間。

這個空間的中心是“真實的過去”，是我們的經驗和經歷，是所謂不可撼動的、確然實存的歷史；而與“真實的過去”拉開距離的則是一系列記憶文本，受不同主體、不同時代和不同世界的影響。

這些記憶文本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它們都是“真實的過去”的“痕跡”和“道路”，是對彼此的反思和證明，並共同組成了記憶共建的根本機制。

原題《文化記憶與符號敘事———從符號學的視角看記憶的真實性》

（本文作者趙靜蓉，单位：暨南大學中文系，廣東 廣州 510632） 

（原載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