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投稿副刊、主編校刊，高中時期他就具有文學的基礎，當兵及大學四年雖未創作，卻大量汲取文學養分，教書期間，他在中時「人間副刊」發表一篇〈同學們〉，在聯合副刊發表一篇〈廁所的故事〉，兩篇散文一刊登，就被兩大報視為「明日之星」，而競相展開網羅行動，結果阿盛選擇進入中國時報工作。在文壇上，新人能受如此禮遇，阿盛應是第一人。當時是一九七八年，鄉土文學論戰甫進入尾聲，不少臺灣作家開始以詩、小說、散文關注本土文學，但怎樣才是「鄉土文學」意義下的好作品？〈廁所的故事〉適時出現，無疑是令人振奮的強心劑，當時楊牧特地寫信給聯副稱讀〈廁所的故事〉「真是一篇上乘的散文，質樸敦厚的鄉土文學」，對於阿盛的語言，楊牧說：「語言在我們的生活中衍生成型，勢必擺脫不合用的種種規矩，臺灣人能講道地的北平話當然不錯，但總是帶點土土的鄉音講『臺灣國語』更令人著迷。」當時一些關於鄉土文學的問題，諸如題材、語言，透過這篇文章似乎帶來反省思考同時也清楚了出路。〈廁所的故事〉很具指標性，阿盛因此被稱做「廁所作家」。 

五○年代戰後出生在臺灣鄉間的一代，長大後多半去到城市求學就業，他們身處七○年代臺灣的劇烈變遷中，一面親睹農村的沒落，一面接受都市文化的衝擊，若他們提筆寫作，筆下自然會流露兩種題材：對土地鄉情的依戀，以及對城市的觀察。阿盛的散文大致以此分為抒情散文與議論散文兩大類，前者是他隨手拈來的臺灣鄉民經驗；後者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事實上，阿盛曾說：「寫作不用別人推，小心划槳自在行可也。」寫作對阿盛，性情使然罷了，他並不在乎文體的界定，他喜歡庶民題材，喜著筆於凡人凡事的細痕微處，「但凡人事皆可觀」，他只堅持「抓住人性作文章」。

阿盛作品的特色，在於強烈的敘事風格。他從小愛聽故事，長大就以文字說故事，因此他的散文有著「特有的說書風氣與寫實真味」。阿盛作品的另一特色是語言運用的靈活，他不僅生動的使用方言，尚有「造句阿盛」之稱，比如他常創造「人情留一線，久後好相見」、「錢是英雄膽」等等有節奏的警策語，而諸如「常感痛不欲生──不欲其母生他」、「公害──公公害子孫」等等句式，不就是多年後成為青少年次文化的「白癡造句法」嗎？

〈廁所的故事〉與〈稻菜流年〉都屬抒情散文的代表作。「道存乎屎尿」，上廁所是生活中重要卻鄙瑣的事，但是，由竹片或黃麻稈到衛生紙卻是文明進化的「大事」，這篇農村廁所演變史，活脫就是七○年代臺灣農村社會變遷的縮影，文中以舊日農村居民對新事物接受過程所呈露的突梯拙趣，輕鬆化了時代轉型時期的種種不諧調。再多的眷戀亦無法留住時光中必然的消逝，以俯臨之姿回首最心愛的農村舊憶，這類作品對阿盛而言，是人性本然對生命既往歷程的緬懷再現，然而歲月就此走過，透過這些作品，更是他對那回不去的至情真性純樸時光的悵然感傷。 

〈稻菜流年〉以田鼠象徵農民，田鼠的知足認命只求溫飽，唯一擔心的是無法預知及對抗的天災，善良單純的農民不也是在災變或乍然而來的干擾面前永遠束手無策？一個農家子弟書寫這樣的題材，情感深邃而辛酸。

〈西門墜馬〉選自《綠袖紅塵》，這本書書寫六、七○年代都市改變與墮落下，街頭暗角的弱者身姿。雖採取第一人稱敘事，但阿盛用報導文學的筆，善於重組材料的功力，冷靜真實的在為這些風塵女子代言。但他書寫社會底層貧病家庭的悲苦、風塵女子春春有詩有夢的內在探觸，並非只為討一把同情淚，阿盛用「溫溫的刺」揭露社會的病態和逐漸變調的價值觀。 

阿盛散文，舊憶的再現，來路的履痕，不論對小個人或大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