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對火箭發射後一位主持人的細致描寫亦入木三分： 

唯一情緒平靜如常的人便是那位香港電視主持人，她悶悶不樂地坐在桌旁，將盤里的蝦撥來撥去。她無力地微笑著說發射令人失望，還說她已開始自己的倒計時、盼著回到俯瞰維多利亞港的公寓里去。她唯我獨尊的意識受到傷害，大概因此感到不快。唯一使她愉快的話題似乎是蚊子。雖然別人講述挨蚊子叮咬的故事如同復述做過的夢一般乏味，她卻大肆詳談如何在發射時被蚊子吞噬，還把腳踝亮出來給大家瞧，試圖借如此多的小生物對她發生興趣最終證明她的魅力銳不可當。那時我才意識到，真的有人會吃一枚火箭的醋。

作者對工作與人生之間關係的表述嚴謹而富於哲理，令讀者感悟到一位當代哲人的睿智；然而在談到業餘消遣時作者展示出真率自然、懷有詩人般的赤子之心的另一面。他細致描寫處於後現代主義時代的人們，匪夷所思的種種業餘消遣以及所帶來的樂趣：譬如有人傻站在雨里呆呆地望著一艘貨船、猜測它再度起錨後將要駛向何處；有一位高壓輸電線塔鑒賞協會的成員伊恩，樂此不疲地利用閑暇時間沿著高壓輸電線路跋涉；又有一位郵局職員泰勒，花費幾年時間躺在東英吉利亞的一塊麥田里為一棵橡樹“畫像”。這類消遣完全不同於國人熟悉並予以廣泛、深度認同的休閑方式：品茗飲酒、吟詩作賦、繪畫習字、撫琴吹簫、出門旅遊、侍弄花草、養貓養狗、下棋打牌、壘方城看電視侃大山睡懶覺……在我們看來，德波頓在書中仔細描寫的這類愛好消遣性不強，甚至有點“冒傻氣”。 

由於古老的農耕社會生產力低下，使中國人不得不臉朝黃土背朝天、日復一日地艱苦勞作，所以他們仍習慣“偷得浮生半日閑”式的娛樂方式。林語堂說過，中國人是“偉大的悠閑者”，而“時間之所以有用乃在時間之不被利用”。

早已享受到工業革命果實的西方人士，對於閑暇和如何利用閑暇的看法卻與中國人不同。英國藝術教育家赫伯特·里德認為，只有當消遣是積極的、消遣者親身參與的活動時，它才能被稱作遊樂、才是一種對閑暇的正常支配。因此，“一個人的職業或工作往往是另一個人的娛樂或遊樂……既然我們的所有時間都必需為這種或那種活動所佔據，那麽工作與遊樂之間的區分就沒有多大意義了，而我們提到遊樂時所指的也不過只是職業的轉換。我們從一種活動形式轉到另一種……”可以想見，正是對“閑暇”的恐懼使那位郵局職員成為業餘畫家。

工作也即生活，包括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工作，即業餘消遣。

德波頓有“英倫才子”之美稱，少年老成，行文頗有古風。他善於觀察生活，見微知著，遂以十分犀利的筆觸信手拈來，自然、風趣、耐人尋味。竊以為德波頓成功的秘訣在於集文學家的豐富想像力和文采、哲學家的理性思辨和睿智、社會學家的深邃洞察力和批判意識以及傳統意義上大學者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於一身，博聞強記，因而可以汪洋恣肆、揮灑自如。 

泰勒的努力令作者聯想到藝術蕩滌人的心靈的作用： 

偉大的藝術作品有一種令人浮想聯翩的特質。它們會使人關注那些轉瞬即逝的東西，譬如在一個無風、炎熱的夏日下午，一棵橡樹給人帶來涼爽的樹影，或是初秋金棕色的樹葉，或是在火車上瞥見的、憂郁的灰暗天空襯托下一棵枝葉光禿的樹所表現出來的堅忍和悲傷。與此同時，繪畫似乎還能夠喚醒某些已被忘卻的心靈中的往事，讓人在冥冥之中再度聯想到它們。這些樹或許會驀然喚醒我們未曾說出的訴求，而在夏日天空那一層薄霧中，我們再度看到正值翩翩少年時的自己。

譯者在工作中遇到二十餘處不能確定的疑惑或無法解決的困難，曾經通過電子郵件請作者本人解答疑難。譯者必須說明，德波頓先生並不主張在譯本中過多添加譯者注釋，唯恐注釋會干擾甚至誤導讀者的解讀，因此譯者在付梓前已將譯注數量削減至方便讀者閱讀之最低限度，譯者在此衷心感謝德波頓先生的慷慨幫助。 

譯者在以往的譯事中甚少有過翻譯此類文體的經驗，倘有疏漏之處，尚祈海內外方家不吝指教。 

2009年12月1日於蘭州大學夢蝶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