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說過，多少美妙故事的產生，是由於我們記憶的不可靠性。記憶篩下什麽，濾去什麽，是由人的閱歷，人的世界觀、價值觀變化而決定的。而記憶強調什麽，忽略什麽，更是一個人價值觀、審美觀的體現。我讀過幾本有關舊金山歷史的書籍，即使是寫同一個事件，由於作者的歷史觀不同、時代不同、人種不同，讀起來竟像不同的事件。同樣的人物，五十年前與五十年後寫出來的就可能會是正、反面人物的區別。因為五十年中，社會在成長，對於種族、文化的認識在進步，原有的是非好惡也就改變了。

記憶和人的關係更妙。據說人的記憶有下意識的保護機制（弗洛伊德的所謂Defense Mechanisms），它會替人的記憶做出取捨。所取的，都是有利於人心理健康、精神快樂的記憶，捨去的，自然是創傷性的、不堪回想的記憶。換句話來說，一個對不愉快的事健忘的人，是個相對快樂而心理健康的人。正因為保護機制存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它對於記憶的取捨選擇是不為我們知覺的。這就是人類心理學中重大的疑謎。

“Represion”（抑制現象：把一些不愉快的記憶抑制到徹底忘卻程度的現象）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次我見到一位童年朋友，應該說也是“拖鞋大隊”一員，她說她曾經給了我一個大耳光，問我還記不記得。我卻怎麽也想不起來。此生我沒挨過什麽大耳光，除了父母極偶然地捧錯了地方。假如我當眾挨一個耳光，按說不可能忘。我偏偏忘得乾淨徹底。據說我當時大叫我外婆，哭著跑了。據說我當時十歲左右。或許是我潛意識中的保護機制替我把這個不夠光彩的細節，儲進了記憶的黑暗深處，以使我和這個朋友的友情的創傷盡快愈合。因為我的潛意識明白那時的我需要她的友情，任何友情對於十歲的我都是“適者生活”的必須。

假如說弗洛伊德創立的學說，在我童年女朋友這兒得到一點驗證的話，我應該算是一個保護機制很健全的人，一個生存本能很強的人。我們的民族充滿這樣的健全人，因而越是創傷累累，越是生機勃勃，健忘帶來的寬容讓我們積極於重建、新生，“向前看”。因而便有“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於不了了之”的深奧哲學。我們的群體記憶在國內因為政治需要而不可避免地受了影響，而在海外的中國人也沒有幾個記得當年排華的歷史創傷。

《拖鞋大隊》和其他此類小說將會集入我的《穗子的故事》。這是以我童年、少年時期一生直接和間接的經歷為基礎而創作的。我想看看對於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我的記憶能否從群體記憶中獨立出來。我的個體記憶又是什麽樣的。它離傳統理解的記憶已相差很遠，因為它已大大變形，印象的而絕非實寫的。既然記憶不可能客觀、不可能準確，印象地表現它似乎更負責任。比如我小說中提到的那個女廁所，里面堆滿巨大的石膏像。大部分是殘破的。它曾經是我們一群女孩的活動中心，熄了燈之後，白色的頭顱、面孔、肢體從黑暗中浮現出來，營造出的恐怖和神秘便是我那段生活的基調。這個空間在我記憶里演變了幾十年，或許已不再是它本身，而是一種形勢上的存在了。

我若在十幾年前寫這篇小說，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盡管人物事件相同。那時我尚未出國，美國的“性征危機”等概念還未進入我的意識。在美國這樣一種給所有東西命名的文化中，想不要概念是不可能的。對《拖鞋大隊》中耿獲這樣的女孩，他們會把她命名為有“性征危機”的人。我討厭一個社會理性到這種程度，不給人一點蒙昧的快樂。人在缺乏概念時，可以渾然地享受許多東西，比如一些無法界定的情感與關係。但反過來看，也正是美國的“性征危機”概念把我點醒，使我這段記憶復活，也使我看到它的意味。那些曾在我們生活中出現過的女孩，因為千年不遇的“文革”和我們相遇了。我們已失去了對一切大是大非的評判資格，人性中的忠、奸、良、誘在一夜間混淆顛倒，耿獲身上的雌雄是非是唯一可由我們來裁決的。我們絕不放過這個裁決權力，無論這裁決手段多麽殘忍，後果多麽兩敗俱傷。耿獲其實是我們的敵人，是在我們落難時對立階級的一個施捨者，一個優越於我們許多倍的“佔領軍”的女兒。我們要裁決她的雌雄，在一定意義上是要推翻歷史對我們父輩及我們的尊與卑的原判。我們失去了一個珍貴的朋友。盡管這朋友品性高貴，她卻從來不肯放下優越，和我們一塊兒卑賤到底，卑賤到赤裸裸交代出她的或雌或雄的本色。

我想這個人物的真實名字我的童年朋友一定都還記得，但每人的閱歷對記憶的干涉，或許會使她在我們心里活得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