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苓蘢心語》我寫《老人魚》

對我來說,記憶是嗅覺的。我童年的早晨都是以濃茶的氣味開始的。那是外公和外婆鐘愛的一種茶,叫做“瓜片”,是外公的鄉親從六安老家捎來的,年年春天都捎。早晨聞上去是清香的、微苦的,隨著漸漸過去的時間茶味結束,轉讓給檀香的氣味。外婆從早到晚都點著檀香,它讓我現在想到,外婆或許有很多未了的秘密心願。外婆是個多病的、命運波折的女人,她口述的中國近代史生動而荒誕,對我的世界觀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午間和傍晚的氣味在我記憶中最為濃烈:外公燒一個缸瓦竈,用的多半是松柴。煙出去了,松木的香氣卻留在廚房里,不僅是松木氣息,還有米飯上蒸臘貨的香味。即便只有一條臘鴨腳,外公也是盡我一人吃的。

記憶也是聽覺的。只要我想到外公,馬上會想到他桌子上七八個破半導體,擡杠似的一齊說或唱。我還會想到他鞋跟上的鐵掌。他在布鞋跟上都釘了這樣的鐵掌。他希望別人聽出他的步子是軍人的。有人怕他,他揚揚得意。他在一百米外人們就能聽見他了,不僅鞋掌,還有他褲腰帶上的幾十把鑰匙。外公什麽都上鎖,米櫃、柴棚、煤箱、雞窩都鎖。但他的鑰匙還是比他的鎖多得多。一些鑰匙是他曾經當軍隊司務長時留下的,一些大概是土改時繳獲的。外公一生都是地位卑微的人,一大把鑰匙或許給他掌權的錯覺。外公會從一大把鑰匙里抖出一把,打開抽屜,拿出一盒削得很漂亮的鉛筆頭(全是我丟掉的短鉛筆)或一本手工裝釘的寫字簿(也全是我用的廢簿子中的紙釘成),或者,一樣民間玩具。在我的不屑和嫌棄中,他始終以這方式給我一些額外的關愛。

當然,我對童年的記憶,更是視覺的。坎尼塞·克拉克(Kenncth Clark,英國著名藝術歷史學者、散文家、評論家)在他的《視象時刻》(Moments of Vision)中講到一種“神性的騷動”,它使一些視覺物體從記憶中脫離,成為強烈的印象。在這里,克拉克區別了記憶和印象:前者為習慣性的儲藏,而後者帶有一種不可詮釋的象征意義和不能馬上看透的重要性。克拉克說:“在我們成年後,我們也許不會常常體驗這些啟示性的時刻,但在我們的童年,它卻頻頻發生。這樣的時候是最接近藝術創作者所必需的神性的騷動。”

我童年的夏天,從西窗看出去,是外公種的兩棵桑樹;往南,有一片茂盛的蓖麻;往北,有幾棵紅色的月季花。十幾隻雞享受著外公的特權,得以在“禁養家禽”的城市有一塊租界。我常常坐在窗前,這些景物也就成了我白日夢的固定背景。後來外公失去了特權,雞群消失了,墻頭下出現了一列腌臘雞腿、雞翅,常常有兩三隻野貓在墻頭上走來走去。在這個時候,正如克拉克所說:“此類視象時刻化為一些細節,出現時當事人對它們的沖擊力尚無意識。”但突然在某一刻,也許很久以後,“這些早已固定在我們記憶中的景物在心靈中再現了。”它們已脫離了它們的自然背景,成了獨立的印象,傳達著對當事人同樣隱晦的深沈意義。作家要寫,畫家要畫,不是因為明白了每個“視象時刻”的隱秘意義,而是知道那意義的存在,卻不能完全地懂得它。藝術家對於形象的意義追問,以及那永遠似是而非的追問結果,形成了藝術。

昆德拉後期作品的失敗,在於他自以為已先有了形象的意義,或者,沒形象也可以有意義。

我常覺得“紀實小說”的說法很矛盾。所以我首先要否定我這篇小說是“紀實”的。只是記憶中一些畫面和細節自己在存活和演變,我把它們寫出來,想看看我是否能尋出它們的意義。

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神學者和哲學家)在寫到他在牛津大學生活時,似乎有些突兀地提到一種植物:“……在我大學一年級宿舍的對面,有大叢大叢的金魚草……”可以想像他曾坐在窗前讀書,幾百天如一日,對這些尋常小花視若無睹,漫不經意地出神。而在他寫到牛津給他的教益、溫情、友情時,他卻不期地想起了這些白色、紫色的花草。這些花脫離了常規記憶,完成了升華,演變成了某種象征。但這段關於金魚草的印象又說明什麽呢?它不隨歲月淡去的意義何在呢?紐曼在寫它時,或許並不明白。但我相信,紐曼肯定知道那花的印象中含有他不能解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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