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 往往與一個地方的歷史沿革、地理文化、風俗民情密切相關, 含蘊著豐富的歷史記憶、文化鄉愁。自2014年起開展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工作以來, 全國各地的地名普查工作有序推進, 相關數據和成果得到了有效整理。據媒體報道, 海南省民政廳近日發布有關信息透露, 截至目前海南全省共采集地名條目5 . 1萬余條, 其中歷史地名1524條, 並表示將通過地名工具書編纂、地名信息化建設等創新舉措, 進一步加強地名文化建設。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所謂習焉不察, 可能不太能感覺到地名的重要性。實際上, 地名不僅關涉到地理環境、行政區劃等“身份”標識, 它在現代社會中的規範化、標準化使用, 對於一個國家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服務民生等方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像人們習慣相互問對方是哪里人, 進而聊出那里的風景名勝、著名小吃等等, 地名可以說早已成為一種標識文化認同的重要依據。從這個角度看, 各地積極貫徹落實國家有關部署精神, 廣泛開展地名普查並適應新形勢、運用新的技術手段等進行地名文化梳理和建設, 無疑是事關社會民生、事關記憶傳承、事關文化自信的好事情。

地名並非一成不變。尤其是近百年來, 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許多地名更是直觀地反映出了社會歷史變遷的內容。時至今日, 還有許多城市保留著極具年代特色的街道名稱, 如原街道改名為“人民路”“解放路” ; 也有取消帝國主義侵略色彩的改名, 如“額菲爾士峰”改名為“珠穆朗瑪峰”等, 充分體現了時代進步的內涵。如果說特殊年代里的“路名大革命, 全城一片紅”及其留下的“遺產”是一個引人深思的話題, 那麽近些年一些地方罔顧傳統、刻意崇洋、虛張聲勢、名不符實等現象, 則是需要直面、亟待清理整頓的課題。這不僅給地名的規範化、標準化認定與運用帶來了不少困難,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缺乏文化自信、缺乏地名遺產觀念的潛意識。地名文化建設, 便顯得尤其急迫。

曾幾何時, 全國不少地方刮起了一股改名風潮, 湖北仙桃要改成沔陽, 河南新鄭要改為軒轅, 湖南耒陽要改為蔡倫, 陜西寶雞要改為陳倉, 不一而足, 十分熱鬧。雖然許多改名不過是民間的一時議論甚至流言, 並未付諸實施, 卻很能反映出某種文化情緒。1987年, 由於當時發展形勢的需要, 安徽省徽州地區改名為黃山市。應該說, 此舉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地旅遊業的發展, 但需要承認, 也留下了歷史文化割裂的遺憾。有的改名則讓人有些哭笑不得, 比如2001年江蘇淮陰市曾改名為淮安市, 結果與當地本有的縣級淮安市同名, 不少遊客到了那里, 常被“大淮安”“小淮安”搞得暈頭轉向。可見, 無論是文化情結帶來的民間沖動, 還是“經濟掛帥”造成的考慮不周, 貿然改名難免會鬧出尷尬。

除了一些“改名”“命名”造成的亂象, 對地名及其歷史文化不負責任的“演繹”“附會” , 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歪風。前些年, 一些地方為發展旅遊業, 紛紛打出“文化牌” , 以致出現多個地方爭搶“某某故里”的現象。不可否認, 由於地理文化的重疊或變遷, 一些情況並非沒有依據, 但為“搭臺唱戲”而人為誇大、杜撰“文化內涵”的情況時有耳聞。據媒體報道, 日前一項調查顯示, 在2000多名受訪者中有97 . 4 %的人反映旅遊景區的講解變成了胡編亂造的野史、艷史、宮鬥和傳說的“故事會” 。換言之, 保護地名的規範化、標準化運用和保護地名文化的確實性、完整性, 同樣刻不容緩。

在推進地名文化建設方面, 海南省的相關做法或許只是全國地名普查背景下的一個側面反映, 但也提供了一個可貴的案例。普查是一項基礎性的工程, 對國土資源、地理環境、人口結構、文化遺存等進行全面完整的普查, 其意義已無需多言。像2017年完成的全國地方戲曲劇種普查、正在有序推進的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等, 都是盤點家底的重要舉措。它們和地名普查、地名文化建設等一起構成了文化自信的厚重基礎。

因此, 在盤點家底、廓清地名亂象、進一步加強地名的規範化和標準化運用的基礎上, 我們也十分期待, 通過新的信息化手段, 一個更科學完整、立體全面和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地名文化圖譜, 不僅為我們找到回家的路提供更清晰的地標, 也給我們提供一個個牽引記憶鄉愁、充滿人文情懷的文化燈塔, 讓我們在文化的溫潤之光中, 更自信地前行。（2018年09月03日 中國藝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