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大約是好事情，進化大約是好現象，不過時代錯誤者的我，老想回到古時候還沒有皇帝政府的時代──結繩代字的時代──去做人。生在亂世，本來是不大快樂的，但是我每自傷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亂世，何以不生在晉的時候。我雖沒有資格加入竹林七賢──他們是賢是愚，暫且不管，世人在這樣的稱呼他們，我也沒有別的新名詞來替代──之列，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時候，至少也可聽聽阮籍的哭聲。或者再遲一點，於風和日朗的春天，長街上跟在陶潛的後頭，看看他那副討飯的樣子，也是非常有趣。即使不要講得那麽遠，我想我若能生於明朝末年，就是被李自成來砍幾刀，也比現在所受的軍閥官僚的毒害，還有價值。因為那時候還有幾個東林復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俠妓名娼，聽聽他們中間的奇行異跡，已盡夠使我們把現實的悲苦忘掉，何況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說書呢？不曉是什麽人的詩，好像有一句“並世頗嫌才士少”，──下句大約是“著書常恨古人多”吧？──我也常作這樣的想頭；不過這位詩人好像在說“除我而外，同時者沒有一個才士”，而我的意思是“同時者若有許多才士，那麽聽聽這些才士的逸事，也可以快快樂樂地過卻一生。”這是詩人與我見解不同的地方。

講到了詩，我又想起我的舊式的想頭來了。目下在流行著的新詩，果然很好，但是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麽簡便啊。我記得前年生病的時候，有一詩給我女人說：

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吐青絲學晚蠶，

一樣傷心悲薄命，幾人憤世作清談，

何當放桌江湖去，淺水蘆花共結庵。

◇

若用新詩來寫，怕非要寫幾十行字不能說出呢！不過像那些老文丐的什麽詩選，什麽派別，我是大不喜歡的，因為他們的成見太深，弄不出真正的藝術作品來。

近來國學昌明，舊書鋪的黃紙大字本的木版書，同中頭彩的彩票一樣，驟漲了市價，卻是一件可賀的喜事；不過我想這一種骸骨的迷戀，和我的骸骨迷戀，是居於相反的地位。我只怕現代的國故整理者太把近代人的“易厭”的“好奇”的心理看重了。但願他們不要把當初建設下來的註音字母打破，能根本的作他們的整理國故的事業才好。

喜新厭舊，原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們黃色同胞的喜新厭舊，未免是過激了；今日之新，一變即成為明日之舊，前日之舊，一變而又為後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長忽而行短，鞋頭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圓，便是一種國民性的表現；我只希望新文學和國故，不要成為長柄短柄的扇子，尖頭圓頭的靴鞋。

前天在小館子裏吃飯，看見壁上有一張“莫談國事”的揭示，我就叫夥計過來，問他我們應該談什麽，他聽不懂我的話，就報了許多炒羊肉，炸鯉魚等等的菜名出來。往後我用手指了那張紅條問他從什麽時候起的，他笑了一笑說：

“嘿，這是古得很咧！”

我覺得這一個骸骨迷戀，卻很有意思。

近來頭腦昏亂，讀書也不能讀，做稿子也做不出，只想回到小時候吃飯不管事的時代去。有時候一個人於將晚的時候在街上獨步，看看同時代的人的忙碌，又每想振作一番，做點事業出來。當這一種思想起來的時候，我若不是怨父母不好，不留許多遺產給我，便自家罵自家說：

“你這骸骨迷戀！你該死！你該死！”

十四年一月在北京

（原載一九二八年二月《達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據《達夫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