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門峽水庫的敗筆遠還不止於此。

讓我們溯黃河而上，走得更遠一些，去尋找和潼關、陜州同遭浩劫的蒲州古城吧。

這幾乎是無人不曉的王之煥的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歷史上的鸛雀樓建在蒲州城邊。一首詩，成就了一個著名詩人。一首詩，定格了一座名樓——這就是蒲州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坐標。

在上中學時，便知道橫貫山西的“同蒲鐵路”。同是大同，晉北的煤都，蒲就是黃河邊上的蒲州。但後來，出版的地圖上再也找不到蒲州了。

蒲州城是怎樣抹去的？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兩位日本學者寫的《山西古跡志》上的一段文字：

“蒲州是山西省西南隅的黃河大轉彎處發展起來的城市，縣名永濟。所謂蒲州，是清代以前以此縣為中心統轄著鄰近5縣的府名。這里南距黃河大轉彎處約20公里。在中條山脈北側，位於中條山脈所構成的盆地的西端”。“進入汾水流域，可以由此窺視平陽和太原。如果想要從北方進據中原，這里也是必需首先要占據的要地”。“黃河和渭水文化是首先進入這里再漸漸北上的。這里被視為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也是有其道理的。傳說帝舜以前在這里建都，堯也在這一帶活動過。帝舜燒造陶器的所謂‘陶器’和他從事耕作的歷山，也從很早以來被認為是在此地。”

1940年，水野清一和日比野丈夫還是年輕的學者，隨侵華日軍穿過連天的風雪與戰火，在日軍刺刀的保護下竄至山西考察。1941元旦那天，抵達蒲州，在枯草叢中隔河窺望了風陵渡與潼關城。滾滾的黃浪永遠令這兩個日本人畏懼。這片焦黃、廣闊土地上的村鎮、城市和人民是永遠不能征服的。

這兩個日本人當年肯定還有其他目的，就是為侵略戰爭服務。——這從他們對蒲州的戰略軍事定位就可以看出。

值得尊敬的是，戰敗後，他們一直沒有中斷對帶回的大量資料的研究。考察山西17年後，即1956年，《山西古跡志》在日本文部省的資助下在日本出版。

他們為什麼能“脫胎”成為名副其實的學者？是執著於中國河東這片土地上的歷史古跡和文化以及對它的反醒與回望？

今天，讀著這兩個日本人寫下的文字，我還是深深地、沈重地感慨。《山西古跡志》在日本出版的時候，當時正是三門峽水庫進入決策階段，紅筆圈入了潼關、蒲州、朝邑、陜州等等沿黃古城。次年4月，三門峽水庫正式動工。現在，我尋找這些千年古城相關的資料時，還不得不買來這本書。

寫到這里，真是百感交集。

盛夏，汽車在河東的原野上疾馳。永濟縣是以普救寺、《西廂記》、張生、崔鶯鶯與紅娘聞名的地方。普救寺在導遊的小冊子中被稱為“愛情聖地”。——此外，還有近年來重建的鸛雀樓。

普救寺、鸛雀樓、蒲津渡和蒲州古城的地理方位，在我的心中早已記得嫻熟。當公路邊掠過幾個大土墩和一大片水灣時。我的眼前頓時一亮，連喊：“停！停！”

我下車大步奔去，果然是蒲州古城址。那一大片水窪即護城河。照相，觀察和記錄，城墻的夯土、高度與寬度。我找到了立在此處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蒲州故城”的石碑。

我總覺得一個人的興趣、關注、知識和執著，與職業和所學的專業無關。今天的我是一個政府官員，不再是技術員和記者，奔波數千里，就是為了求證一段今人毫不感興趣的真實嗎？

但我覺得還是應該寫出來。

蒲州城始建於元魏時期。春秋時屬魏，其城瀕臨黃河，“控據親河，山川會要”，西衛京師，東保三晉，歷代為兵家必爭。唐代與古都西安、洛陽齊名。唐朝的行政建制中，府是一個特別的概念，即中央直轄政區。唐開元元年，升首都雍州，即今天的西安為京兆府、東都洛陽為河南府。唐開元九年(721年)升河蒲州置河中府。兩年後，即開元十一年，升並州置太原府。至此，唐代形成了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北京(太原)和中都(蒲州)的格局，直至安史之亂以後。蒲州的地位極其重要，首任府尹姜師度由皇上直接任命。著名政治家和書法家顏真卿安史之亂後也曾任蒲州太守。

在古城廢墟邊青蔥的麥田中走著，對照著《山西古跡志》中照片，我研究蒲州城的型制與規模。據記載，蒲州原有大城和子城，大城周圍20里。我認定這個大土城的遺址，應該是位於蒲州城東的子城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