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雷寶華先生

有十幾年前了罷，舊歷年我從美國回臺灣，一堆新認識的小朋友在我家起哄讓我寫對聯。雷寶華先生忽然來了，他也參加起哄。我說對聯易寫，詞卻不容易想出來。他說，你寫我杜撰的這副：

“理直氣和，義正辭婉；

境由心造，事在人為”

大家聽了，卻不由得一怔。“和”與“婉”兩個字怎改得這樣好，先之以驚疑，繼之以震憾。其中有一位中學生，慢慢的說，“雷伯伯，不是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嗎？”

雷先生笑瞇瞇的撫著小朋友的頭，解釋說：

“理直氣壯，應該是理直氣和；義正詞嚴可以改為義正詞婉。”他繼續說：“你想想，理既直矣，就不必氣壯了；義既正了，又何必詞嚴呢？”

大家都張羅著給雷先生倒杯白蘭地來。雷先生手握玻璃杯，聞一聞酒味，又晃一晃酒杯。接著說：“好酒，也是圓的，是和平的，是委婉的。”

寫完了對聯，我自己順手寫一橫披“大地回春”。

雷先生又緩緩的說，改寫一下好嗎？把“回”與“春”顛倒一下，寫“大地春回”。大家重念了一遍，不約而同的掌聲。

我說：“雷先生，你這兩個字‘和’與‘婉’改得使我震驚。”

雷先生說：“那裏，那裏，老同學。”他用手掃掃眉毛，然後右手在空中輕輕的一揮，天真的笑了。

雷先生稱呼我是老同學，話並沒有太錯。他是學礦，我是學電，都是北洋大學畢業的。不過，畢業的年代稍差一點。他比我畢業早了三十多年，我們曾算過，究竟三十幾年，現在已記不清了。

既然是老同學，他就開懷暢飲，我就開懷暢談罷！

我說：“你這氣和與辭婉的哲學，也許可以用在中國；用在美國簡直用不上。我的經驗，美國的江山總是要打的。”

他深思了一下，話題岔到幾十年前去了。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代，是很喜歡威爾遜總統的。威爾遜的名言是：‘若有人握拳相向，挑釁而來，我會立即迎戰；若是微笑前來，溫和談吐，我就會忍耐的商量。’”

“對了，林肯不是也說過，捕蒼蠅，用大盆的苦汁不如一滴蜂蜜？”

“之藩，林肯與威爾遜所遇到的，所接觸到的，還不夠盤根錯節，讓他們頭痛腦脹的嗎？而這是他們的肺腑之言。”

“正因為義正了，容易辭嚴；而辭嚴了往往僨事；也因為理直了，容易氣壯；而氣壯了，每成僵局。”

他好像在說禪，一解跟著一解的，使我恍然想起了富蘭克林自傳中說他自己如何壓伏自己暴躁的脾氣，把自己訓練成一位和婉的外交家來。

認識雷先生有三十年了。“和”與“婉”可以說是他的性情。他作臺糖公司總經理多少年，臺糖成千上萬的人，對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如此。他是一久經風霜的老者，卻又像一未經風雨的孩童，外面是雷電襲於上也好，是泰山崩於前也好，他好像總是像他小屋裏所掛的那條橫幅：“胸中常養一分春”。

但是他的“和”與“婉”的性質，卻是其來有自的。

又一次，我從美回來，在西岸上飛機前買了瓶白蘭地到臺北他的仁愛路的寓所去看他。他正拿著一卷白居易的詩集。那時我回臺的次數並不太多，但每次我抱著酒去看他時，好像他手中所拿的不是這卷，就是那卷，總是白樂天的詩集。我並不是最喜歡白居易的詩，就好奇的問他為什麽這樣喜歡白詩？

他說：“一洗哀怨，把哀怨化為和樂的，自元白始。元微之白樂天以前從無那麽開朗的詩境。白樂天千古不朽的詩篇幾乎是俯拾即是。隨便舉一首：

‘少時猶不憂生計

老後誰能惜酒錢

共把十千沽一鬥

相看七十欠三年

閑征雅令窮經史

醉聽清吟勝管弦

更待菊黃家醞熟

共君一醉一陶然’這種平易和樂豁達的胸襟是無人可以企及的。”

他越背越高興，然後忽然靈機一動說，第四句應改為“回看八十欠一年”。那年雷先生大概已經七十九歲了。

十年前罷，我從英國回來，也是給他帶來一瓶白蘭地酒。我說，從英國來應該帶威士忌，但我知道白蘭地比較圓，你比較喜歡。

雷太太從旁說：送給他什麽酒，他都喜歡。反正我們也買不起什麽好酒，他什麽酒都喝。自退休後，很少朋友來了。他又恢復到在建國南路住時，用大粗飯碗喝米酒的時代了。

我忽然卷入回憶的思潮裏：

是三十年前了。雷家在建國南路的陋巷裏。我和節如第一次拜訪雷先生。他拿著大粗黃瓷飯碗，盛了一大碗米酒待客；我當然不知李白什麽樣子，但雷先生飄逸的豐采好像就是個活李白。何況他又拿著李白時代的大粗碗，一出口就是李白的詩：

“鳳凰臺上鳳凰遊，

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

我並不是很喜歡李白的七律的。而李白的傳神的七律，也只這麽一首。但這首也不能算是創作。李白是太醉心於崔灝的那首：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李白的鳳凰來自崔灝的黃鶴，自然沒有崔詩看來清奇了。

雷先生聽了我這幾句話，特別過來再握一次手。

我說，這是我的老鄉高步瀛在唐宋詩舉要中的見解，不過我深有同感罷了。

雷先生說，那大概是你愛你的同鄉高步瀛，我愛我的同鄉李太白罷。

我問：“陜西人說李太白是陜西人，四川人說李太白是四川人。雷先生你是哪裏人呢？”

他哈哈大笑說：“更巧了，我可以說是陜西人，也可以說是四川人。如果我的詩萬一有一兩句留下來，四川人與陜西人會同時認我作同鄉，我究是何省人，倒費了考據了！”

雷先生是不會醉的；但我喝了一大口米酒，卻已半醉了；也就大放厥詞了。

我說：“雷先生，中國藝術總是說“重、大、拙’三原則，我總是覺得相反。藝術應該‘輕、巧、小’。但詩讀久了逐漸悟到，李白的‘大’，杜甫的‘重’，與陶潛的‘拙’，我才對重、大、拙略有領悟。”

雷先生鼓起掌來：“了不得、了不得。你怎麽年輕輕的，有這樣深刻的見解。”他向周圍的聽客及家人介紹說：“我們是北洋的老同學。”

初相識的談話，猶如昨日，二十年後的那天下午，我們都又接著由李白的‘大’談起來。

“雷先生，我在英國看了不少毛澤東的詩與詞，他好像也是往‘大’裏寫。”

“你還記得嗎？念兩首我聽一下。”

我先從早期的“中流急處，浪遏飛舟”那首詞始，背到“把昆侖劈成三截”，雷先生坐在藤椅上閉目而聽。隨後說：“這不是氣象大，而是物件大。大山大雪，大河大浪的大吹而已。你如果不說是毛作的，我倒以為是石達開作的呢？”

我說：“毛胡鬧一陣之後一切都會化為過眼雲煙，也許只能留下幾句詩罷。”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地覆天翻的時候。

雷先生正色道：“你一定念過石達開的詩，你記得幾首呢？”

“我念過，卻一首都想不起來了。”

“對了，毛澤東的詩與石達開的詩命運會一樣的。可以說是驟雨不終朝，是會與草木同朽的！”

他望了望窗外，也許想起他這“少年中國學會”的老相識，怎麽竟闖出這麽大的禍事來。然後感喟的說：“毛澤東是治大國若烹小鮮。他這鍋菜，越炒越焦，誰還有胃口看這廚子的菜單呢！”

那次，我們聊到深夜，聊的很痛快，今天回想起來，又如昨日一樣。

以後，我幾乎年年由美返臺；近年，又由香港回臺，次數越來越多。雖然沒有一次不從飛機場帶瓶酒送給他，但他卻越來越病，越來越弱了。

今年，農歷初三，接到臺北朋友的電話，說雷先生初一睡下去，初二沒有醒來，去世了。

元宵節的早晨，我在香港飛機場等候去臺的飛機，仍然買了兩瓶酒。我想一瓶送給一位孝思感人的朋友轉送其老父；另一瓶呢，用什麽方法才能送達雷先生呢？

到了臺北，我想用這瓶白蘭地奠祭雷先生，灑在他的靈前，如姊說，你不能再使雷太太難過了。何況六個榻榻米大的客廳變成了靈堂，又在什麽地方灑酒呢？

匆忙的去到雷家，這租來的房子，我還是初次到。客廳竟是只有六個榻榻米大，除了一架書外，是家徒四壁。

我問雷太太雷先生在人間最後的情形。她說：除夕那晚，他興致還好，大家吃年夜飯時，他尋尋覓覓的找節如，問為什麽今年節如沒有來。初一那天，來了個德國朋友，他們用德文談話，我也聽不懂。晚上睡下再未醒來就這樣平靜的過去了。

雷的家人與朋友在靈堂兼客廳的小屋裏商量翌日裝殮的事，有人說，雷先生最喜歡一位朋友送他的象牙杖，打算把那象牙杖放進棺材裏。有人說：“動物身上的皮啦，骨啦，牙啦等可不能殉葬，如果裝進象牙杖去，來生可能變成大象！”又有人說：“雷先生最喜歡李太白與白樂天的詩，兩人的詩集應該殮葬。”大家覺得這個主意太好了，來生變成李太白或白樂天。他可以喝更多的美酒，我們可以讀更多的好詩。

我隨著幾個吊喪的客人退出來。走在陋巷的路上，有人說，雷家出了兩代總經理，一位把臺糖公司振起；一位把臺機公司救活，怎麽會六個榻榻米大的客廳，身後蕭條如是！

我說：這怎麽是蕭條，這是幹凈。雷先生作詩都不浪用一個字，何況作人。他，氣和；但氣和的背後是理直，他也詞婉，但詞婉的下面是義正。

大家一邊走，我背了幾句雷先生的五言古詩：

“殘陽入崦嵫，倦鳥歸林薄，……”有人說聽不太清楚，我又譯成了白話：“夕陽下山了，倦鳥回林了。”這個世界更寂寞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