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一星如月》把酒論詩

──悼雷寶華先生

有十幾年前了罷,舊歷年我從美國回臺灣,一堆新認識的小朋友在我家起哄讓我寫對聯。雷寶華先生忽然來了,他也參加起哄。我說對聯易寫,詞卻不容易想出來。他說,你寫我杜撰的這副:

“理直氣和,義正辭婉;

境由心造,事在人為”

大家聽了,卻不由得一怔。“和”與“婉”兩個字怎改得這樣好,先之以驚疑,繼之以震憾。其中有一位中學生,慢慢的說,“雷伯伯,不是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嗎?”

雷先生笑瞇瞇的撫著小朋友的頭,解釋說:

“理直氣壯,應該是理直氣和;義正詞嚴可以改為義正詞婉。”他繼續說:“你想想,理既直矣,就不必氣壯了;義既正了,又何必詞嚴呢?”

大家都張羅著給雷先生倒杯白蘭地來。雷先生手握玻璃杯,聞一聞酒味,又晃一晃酒杯。接著說:“好酒,也是圓的,是和平的,是委婉的。”

寫完了對聯,我自己順手寫一橫披“大地回春”。

雷先生又緩緩的說,改寫一下好嗎?把“回”與“春”顛倒一下,寫“大地春回”。大家重念了一遍,不約而同的掌聲。

我說:“雷先生,你這兩個字‘和’與‘婉’改得使我震驚。”

雷先生說:“那裏,那裏,老同學。”他用手掃掃眉毛,然後右手在空中輕輕的一揮,天真的笑了。

雷先生稱呼我是老同學,話並沒有太錯。他是學礦,我是學電,都是北洋大學畢業的。不過,畢業的年代稍差一點。他比我畢業早了三十多年,我們曾算過,究竟三十幾年,現在已記不清了。

既然是老同學,他就開懷暢飲,我就開懷暢談罷!

我說:“你這氣和與辭婉的哲學,也許可以用在中國;用在美國簡直用不上。我的經驗,美國的江山總是要打的。”

他深思了一下,話題岔到幾十年前去了。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代,是很喜歡威爾遜總統的。威爾遜的名言是:‘若有人握拳相向,挑釁而來,我會立即迎戰;若是微笑前來,溫和談吐,我就會忍耐的商量。’”

“對了,林肯不是也說過,捕蒼蠅,用大盆的苦汁不如一滴蜂蜜?”

“之藩,林肯與威爾遜所遇到的,所接觸到的,還不夠盤根錯節,讓他們頭痛腦脹的嗎?而這是他們的肺腑之言。”

“正因為義正了,容易辭嚴;而辭嚴了往往僨事;也因為理直了,容易氣壯;而氣壯了,每成僵局。”

他好像在說禪,一解跟著一解的,使我恍然想起了富蘭克林自傳中說他自己如何壓伏自己暴躁的脾氣,把自己訓練成一位和婉的外交家來。

認識雷先生有三十年了。“和”與“婉”可以說是他的性情。他作臺糖公司總經理多少年,臺糖成千上萬的人,對他的印象恐怕都是如此。他是一久經風霜的老者,卻又像一未經風雨的孩童,外面是雷電襲於上也好,是泰山崩於前也好,他好像總是像他小屋裏所掛的那條橫幅:“胸中常養一分春”。

但是他的“和”與“婉”的性質,卻是其來有自的。

又一次,我從美回來,在西岸上飛機前買了瓶白蘭地到臺北他的仁愛路的寓所去看他。他正拿著一卷白居易的詩集。那時我回臺的次數並不太多,但每次我抱著酒去看他時,好像他手中所拿的不是這卷,就是那卷,總是白樂天的詩集。我並不是最喜歡白居易的詩,就好奇的問他為什麽這樣喜歡白詩?

他說:“一洗哀怨,把哀怨化為和樂的,自元白始。元微之白樂天以前從無那麽開朗的詩境。白樂天千古不朽的詩篇幾乎是俯拾即是。隨便舉一首:

‘少時猶不憂生計

老後誰能惜酒錢

共把十千沽一鬥

相看七十欠三年

閑征雅令窮經史

醉聽清吟勝管弦

更待菊黃家醞熟

共君一醉一陶然’這種平易和樂豁達的胸襟是無人可以企及的。”

他越背越高興,然後忽然靈機一動說,第四句應改為“回看八十欠一年”。那年雷先生大概已經七十九歲了。

十年前罷,我從英國回來,也是給他帶來一瓶白蘭地酒。我說,從英國來應該帶威士忌,但我知道白蘭地比較圓,你比較喜歡。

雷太太從旁說:送給他什麽酒,他都喜歡。反正我們也買不起什麽好酒,他什麽酒都喝。自退休後,很少朋友來了。他又恢復到在建國南路住時,用大粗飯碗喝米酒的時代了。

我忽然卷入回憶的思潮裏:

是三十年前了。雷家在建國南路的陋巷裏。我和節如第一次拜訪雷先生。他拿著大粗黃瓷飯碗,盛了一大碗米酒待客;我當然不知李白什麽樣子,但雷先生飄逸的豐采好像就是個活李白。何況他又拿著李白時代的大粗碗,一出口就是李白的詩:

“鳳凰臺上鳳凰遊,

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

我並不是很喜歡李白的七律的。而李白的傳神的七律,也只這麽一首。但這首也不能算是創作。李白是太醉心於崔灝的那首: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

白雲千載空悠悠。”

李白的鳳凰來自崔灝的黃鶴,自然沒有崔詩看來清奇了。

雷先生聽了我這幾句話,特別過來再握一次手。

我說,這是我的老鄉高步瀛在唐宋詩舉要中的見解,不過我深有同感罷了。

雷先生說,那大概是你愛你的同鄉高步瀛,我愛我的同鄉李太白罷。

我問:“陜西人說李太白是陜西人,四川人說李太白是四川人。雷先生你是哪裏人呢?”

他哈哈大笑說:“更巧了,我可以說是陜西人,也可以說是四川人。如果我的詩萬一有一兩句留下來,四川人與陜西人會同時認我作同鄉,我究是何省人,倒費了考據了!”

雷先生是不會醉的;但我喝了一大口米酒,卻已半醉了;也就大放厥詞了。

我說:“雷先生,中國藝術總是說“重、大、拙’三原則,我總是覺得相反。藝術應該‘輕、巧、小’。但詩讀久了逐漸悟到,李白的‘大’,杜甫的‘重’,與陶潛的‘拙’,我才對重、大、拙略有領悟。”

雷先生鼓起掌來:“了不得、了不得。你怎麽年輕輕的,有這樣深刻的見解。”他向周圍的聽客及家人介紹說:“我們是北洋的老同學。”

初相識的談話,猶如昨日,二十年後的那天下午,我們都又接著由李白的‘大’談起來。

“雷先生,我在英國看了不少毛澤東的詩與詞,他好像也是往‘大’裏寫。”

“你還記得嗎?念兩首我聽一下。”

我先從早期的“中流急處,浪遏飛舟”那首詞始,背到“把昆侖劈成三截”,雷先生坐在藤椅上閉目而聽。隨後說:“這不是氣象大,而是物件大。大山大雪,大河大浪的大吹而已。你如果不說是毛作的,我倒以為是石達開作的呢?”

我說:“毛胡鬧一陣之後一切都會化為過眼雲煙,也許只能留下幾句詩罷。”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地覆天翻的時候。

雷先生正色道:“你一定念過石達開的詩,你記得幾首呢?”

“我念過,卻一首都想不起來了。”

“對了,毛澤東的詩與石達開的詩命運會一樣的。可以說是驟雨不終朝,是會與草木同朽的!”

他望了望窗外,也許想起他這“少年中國學會”的老相識,怎麽竟闖出這麽大的禍事來。然後感喟的說:“毛澤東是治大國若烹小鮮。他這鍋菜,越炒越焦,誰還有胃口看這廚子的菜單呢!”

那次,我們聊到深夜,聊的很痛快,今天回想起來,又如昨日一樣。

以後,我幾乎年年由美返臺;近年,又由香港回臺,次數越來越多。雖然沒有一次不從飛機場帶瓶酒送給他,但他卻越來越病,越來越弱了。

今年,農歷初三,接到臺北朋友的電話,說雷先生初一睡下去,初二沒有醒來,去世了。

元宵節的早晨,我在香港飛機場等候去臺的飛機,仍然買了兩瓶酒。我想一瓶送給一位孝思感人的朋友轉送其老父;另一瓶呢,用什麽方法才能送達雷先生呢?

到了臺北,我想用這瓶白蘭地奠祭雷先生,灑在他的靈前,如姊說,你不能再使雷太太難過了。何況六個榻榻米大的客廳變成了靈堂,又在什麽地方灑酒呢?

匆忙的去到雷家,這租來的房子,我還是初次到。客廳竟是只有六個榻榻米大,除了一架書外,是家徒四壁。

我問雷太太雷先生在人間最後的情形。她說:除夕那晚,他興致還好,大家吃年夜飯時,他尋尋覓覓的找節如,問為什麽今年節如沒有來。初一那天,來了個德國朋友,他們用德文談話,我也聽不懂。晚上睡下再未醒來就這樣平靜的過去了。

雷的家人與朋友在靈堂兼客廳的小屋裏商量翌日裝殮的事,有人說,雷先生最喜歡一位朋友送他的象牙杖,打算把那象牙杖放進棺材裏。有人說:“動物身上的皮啦,骨啦,牙啦等可不能殉葬,如果裝進象牙杖去,來生可能變成大象!”又有人說:“雷先生最喜歡李太白與白樂天的詩,兩人的詩集應該殮葬。”大家覺得這個主意太好了,來生變成李太白或白樂天。他可以喝更多的美酒,我們可以讀更多的好詩。

我隨著幾個吊喪的客人退出來。走在陋巷的路上,有人說,雷家出了兩代總經理,一位把臺糖公司振起;一位把臺機公司救活,怎麽會六個榻榻米大的客廳,身後蕭條如是!

我說:這怎麽是蕭條,這是幹凈。雷先生作詩都不浪用一個字,何況作人。他,氣和;但氣和的背後是理直,他也詞婉,但詞婉的下面是義正。

大家一邊走,我背了幾句雷先生的五言古詩:

“殘陽入崦嵫,倦鳥歸林薄,……”有人說聽不太清楚,我又譯成了白話:“夕陽下山了,倦鳥回林了。”這個世界更寂寞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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