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是悠久的，是以往生活、智慧的點滴積累，當然應當敬重。但傳統並不是也不可能是不能改變的，因為許多傳統本身也是“發明”的，只是久而久之這些“發明”也就成了“傳統”。

例如在土耳其的現代化歷史中，基馬爾厥功至偉，被稱為“現代土耳其之父”，因他在20世紀20年代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土耳其發生了深刻變化。當時為表明改革的決心，他曾激烈地禁止戴傳統的圓柱形土耳其禮拜帽。許多人認為這一禁令違反“傳統”，因而引起強烈反彈，一些地方還發生騷動，引發血腥事件，一些人甚至因此被處以絞刑。本文不擬也不必分析這一禁令是否得當，只想指出一個引人深思的事實，即被一些人為保衛“傳統”甚至不惜“以身相許”的禮拜帽，引進土耳其其實也不過才百年時光，是馬赫默德二世在19世紀30年代作為一項取代穆斯林頭巾的改革措施“發明”的，當時也因“反傳統”引起激烈反對。只百年時間，多年媳婦熬成婆，“反傳統”的禮拜帽就演化成了“傳統”。

同樣，清末民初國人的“剪辮子”也曾遇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對，認為違反“傳統”。其實，“辮子”也不過只有二百余年的歷史。清王朝建立之初以“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武力強迫漢人剃發留辮時，許多人也因其“反傳統”而激烈反對，一些地方甚至因此血流成河。然而只二百年時間，也是多年媳婦熬成婆，“反傳統”的辮子也演化成了“傳統”，甚至成為讓一些人難以割舍的“民族特征”。

科舉制度往往被人稱為與“四大發明”相並列的偉大“發明”，從隋文帝的初創到清末1905年的廢止，歷經一千三百余年，可謂悠久。但與此前漫漫歲月沒有科舉，而以血統、舉薦等選拔人才的更為悠久的“傳統”相比，科舉的“傳統”則要短得多。當科舉制被發明出來時，無疑是對以往“無科舉”的悠久傳統的破壞。可以說，科舉制度是當時人的理性創造，而且還被其他一些國家效仿。而這種效仿，也是一種理性選擇，是引進“他者”的制度而對“本土”制度習俗的破壞。

中外歷史上這種傳統的“發明”，可謂比比皆是，數不勝數。事實說明，無數傳統能夠而且一直在不斷的改變、變動之中。對此，十分重視傳統的現代奧地利思想家哈耶克有過精彩而深刻的闡述。不錯，哈耶克的著作主要是針對人們“理性的自負”，針對那種認為可以任意、全盤反對、破除傳統的思維和理論，因而論述了傳統的重要和人們應對自己理性的限度有清醒的認識，但他絕非現在一些以他的理論來為傳統作強烈辯護的人所理解的“傳統至上”的保守主義者。他確實強調文化、社會“自生自發的演進”，但他認為能“自生自發演進”的社會原型只是歷史的偶然，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而言，文明之進展始終是“外部影響的結果”，那些經由先發達國家耗費大量經費、時間、精力等而形成的無償賜予性知識，則使那些後發達國家能夠在耗用遠比此少得多的代價的境況下達致與發達國家同等的水平。盡管“後發”國家可能不具有自生自發性進步的條件，但只要有一些國家在領先，那麽所有的後發達國家就能夠隨後繼起。簡言之，在社會進化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經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習慣與做出的選擇，對“後發”國家來說，這種對他人的模仿實即對自身許多傳統的變革。他還認為，文明演進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新觀念一開始總是由少數人提出，後經廣為傳播而為多數所采納”。現在以哈耶克為傳統辯護、嚴厲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者也應反思一下，五四思想家是否即這種提出新觀念的“少數人”。

可能是擔心或料到自己必定會被人誤解，哈耶克的煌煌巨著《自由秩序原理》（一譯《自由憲章》）即以“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為其“跋”，以此作為結尾，的確意味深長。在這最後部分，他對自己的學說作了高度概括分析，從學理上厘清自己與“保守主義”許多方面的本質區別。他指出：“保守主義者的態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恐懼變化，怯於相信新事物”，而他的立場“則是基於勇氣和信心，基於一種充分的準備，即使不能預知變化將導向何方也要任它自行發展”。在給全盤反傳統論、“理性建構”論以“沈重打擊”的重要論文《建構主義的謬誤》的結尾，哈耶克仍恐被誤為“保守主義者”，因此明確寫道：“我不得不即刻提請你們註意，你們當中的保守主義者，盡管在此刻之前一直感到欣喜不已，但是現在卻很可能要感到失望了，因為從我在上文中提出的種種觀點中得出的恰當結論根本就不可能是這樣一種結論，即我們會極有信心地接受所有傳統和舊有的價值。當然，它更不可能是這樣一種結論，即人類社會生活中會存在一些科學不予質疑的價值或道德原則。”他確實注重知識的傳承，但同樣注重知識的傳播，而“新知識”的傳播往往引起“傳統知識”的變革，而且，沒有傳統的改革也就沒有文明的“演進”。

當然，人們完全可以不讚同哈耶克的學說，但如果讚同其學說並以此為傳統辯護，就不應將其“誤讀”成一個他避之惟恐不及的“保守主義者”。（收藏自愛思想網站 200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