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實業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擁有的《德寶獨立報》(The Dearborn Independent)刊發了一系列關於猶太人的全球陰謀的文章，其依據是《錫安長老會紀要》(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一份源自沙皇俄國的偽造文獻。其他數十家媒體也紛紛把這份假文獻當成真新聞來報導。

1924年，在大選日還有四天就要來臨的時候，英國《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刊發了偽造的「季諾維也夫信件」(Zinoviev letter)，信中宣稱莫斯科方面向英國共產黨(British Communists)下達了指令，讓其動員工黨(Labour Party)中「持同情立場的力量」；工黨在選舉中大敗。

上世紀60年代，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領導的聯邦調查局(FBI)策划了一場旨在抹黑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行動。除了在媒體上發佈文章，聯邦調查局還偽造了一封信，在信中揚言要揭露他生活墮落的真相，似乎還建議他自殺。

1987年，96名支持利物浦足球俱樂部(Liverpool Football Club)的球迷，在英國謝菲爾德市的希爾斯堡體育場(Hillsborough)喪生，他們在被迫進入過度擁擠的籠狀「圍欄」後，死於踩踏事故。英國的報紙聽信警方的謊言，發消息稱醉酒的球迷對這場災難負有責任。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夕，世界各地的報紙都充斥著與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關的子虛烏有的文章。

自從有新聞那天起，就有偽裝成新聞的謊言。在「假新聞」正引發恐慌之際，我們要把這段歷史銘記於心。唐納德·J·川普(Donald J. Trump)的勝選，讓假新聞狂潮——尤其是社交媒體上的假新聞狂潮備受關注，很多人都把這股狂潮視為川普獲勝的關鍵助力。不過，有太多討論忽略了假新聞的悠久歷史，也沒意識到當代政治真正的特別之處。

過去，政府、主流機構和報紙可以操縱新聞和信息。現在，任何擁有Facebook帳號的人都可以這樣做。過去的假新聞都經過精心的編排，現在冒出的謊言則混亂無序。真正的變化不在於新聞造假，而在於舊有的新聞守門人喪失了權力。正如精英機構已經失去對選民的控制一樣，它們定義什麼是新聞、什麼不是新聞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蝕。

對假新聞的恐慌讓人愈發相信，我們生活在「後真相」(post-truth)時代。《牛津英語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已經把後真相選為「年度詞彙」，並將其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不過，與假新聞的情況相仿，關於後真相的真相——要是仍然用這個詞的話——比許多人所聲稱的都要複雜。

政治從來不只建立在關於這個世界的事實之上。它還有賴於用以解釋事實的意識形態框架。不妨思考一下或許會在川普的任期之初備受關注的某些大問題。應該推行穆斯林登記制嗎？應該驅逐無合法身份的工人嗎？酷刑是可以接受的嗎？應該把墮胎歸為非法嗎？

我反對任何形式的穆斯林登記制，抵制酷刑，譴責大規模驅逐行動，支持墮胎權。我如此行事的依據不僅僅是經驗性事實，還有我秉持的某些比事實更深刻的政治和哲學觀念，關於權利、價值以及人何以為人的觀念。即便事實證明酷刑很管用，我仍會反對它。儘管醫學的進步已經使得更早出生的早產兒有可能在子宮之外存活，但我並不會因為這一事實而改變對墮胎的看法。

這並不是說，我更多是受到情感而非事實的驅動。而是意味著，當牽涉到政治的時候，事實只有在某種意識形態框架之內才有意義。

過去，這些框架主要是由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政治分歧構建而成。每一種框架都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透鏡，用以觀察這個世界，對相同的事實做出不同的解釋，並就政策得出不同的結論。

這些政治框架眼下已經支離破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份而非意識形態塑造的。現如今，被關鍵斷層線分隔開來的並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擁抱更加全球化和技術官僚化的世界的人，以及感覺自己遭到遺忘、一無所有、沒有發言權的人。

川普的支持者和批評他的自由派人士分別處於這條新界線兩側。川普的很多支持者都認為，其經濟上的不穩定和政治上的失語是由全球化和移民入境造成的。很多自由派人士則把這些選民視為「遭唾棄之人」。雙方都藉助自身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框架來解讀事實和新聞。

由此引發的焦灼討論，主要圍繞那些活在迴音室內和封閉社會世界中，只聽得見讓其產生共鳴的觀點的人們，以及社交媒體在此類社會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展開。研究顯示：這種擔憂有誇大的成分；例如，Facebook用戶就可以聽見相反的觀點。

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並非製造了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它們只不過是折射並放大了既有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傳統機構的權威受到了剝蝕，推動政治變革的舊有手段日漸消失，而且怒火常常在傳統政治途徑以外噴薄而出。

如果說假新聞問題比人們通常以為的更複雜，那麼相關方面給出的解決之道則常常比問題本身更糟糕。有人提議，Facebook應該審查信息流，清除假新聞；還有人提議，應該用法律嚴懲傳播假新聞者。但應該由誰來決定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呢？

我們真希望讓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或者美國政府決定真相由什麼構成嗎？我們真希望回到只有「官方」假新聞這一種假新聞的年代嗎？

假新聞是個問題。但我們不應誇大其新奇度，誤解其原因，或者推介比問題本身還要糟糕的解決之道。（凱南·馬利克 / 2016年12月6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