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基層幹部，屬於美國社會學家R.K.默頓提出的適應形式文化目標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手段卻是非常規的一類人。換句話說，就是考慮目標合理，而不太考慮手段合理。在一個合理的目標下，為了在短期內完成任務，難免有些強迫命令之類的事情發生。在這一背景下，有人有意無意地講述一個“毛人水怪”謠言，很容易得到共鳴和傳播，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謠言。大規模征集民工的事情在中國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這些地區並沒有產生大規模謠言，這裏就得回到“毛人水怪”是一個地方性的集體記憶這一前提條件。

強調大規模征集民工是導致“毛人水怪”謠言爆發的因素，並非排斥其他因素的作用。其實1953年是中國形形色色謠言的高發期，當年除了“毛人水怪”之外，許多地方爆發了“神水”、“仙藥”的風波。1953年的中國，為什麽有那麽多的謠言？這與當年糧食供應緊張（因此同年底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中央要加快農業合作化、自然災害比較多可能有一定的聯系。

從謠言出現的社會背景，基本上可以認為，大規模謠言產生的必要條件是民間的恐慌與不滿。雖然可能有少數人心懷叵測，蓄意造謠，但是沒有民間的恐慌與不滿，謠言是無法大範圍擴散的。

（二）為何“毛人水怪”謠言反復出現

法國學者卡普費雷對反覆出現的謠言有幾點看法，對分析“毛人水怪”謠言有很大的幫助：第一，謠言循環出現，證明它是一個深藏在集體意識中的解釋系統，通過一個有利的事件而現實化的結果。這一觀點與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提出的“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有相通之處。第二，上次危機的解釋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這種記憶是謠言的溫床。第三，面對一個無法解釋的危機，指定一個罪犯就是找到了原因，因此必須找到一些替罪羊來負擔集體的罪孽，謠言的循環是替罪羊的必然命運。而每個社會群體都有其喜愛的、幾乎可以說是由制度產生的替罪羊，因此在謠言中會有傳統的替罪羊。

幾次“毛人水怪”謠言爆發時場景類似，出現了科塞所說的，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此處的“現在”，就是當時民間的不安與不滿，“過去”就是蟄伏於民間的有關“毛人”、“水怪”的種種集體記憶。

在階級鬥爭的話語模式下，政府認為謠言一定是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傳播謠言的人不是敵人也是落後分子，因此采取的措施相當嚴厲。前文提到1947年在江蘇大豐縣因對被分掉田地不滿而裝神弄鬼的富農，抓獲後被鎮壓了。此人可能是最早因造“毛人水怪”謠言而喪命的人之一。此後，每次謠言的結局都一樣，在政府的有力鎮壓下平息。這種鎮壓的方式會產生巨大的威懾力，而人們對鎮壓的恐懼可能會超過對“毛人水怪”的恐懼，因此在短期內謠言會很快消失。不過民間對“毛人水怪”的理解和記憶並沒有消失，也就是保留了一個產生謠言的溫床，當時機到來時，謠言又可能覆活。

在中國歷史上，民眾與官吏之間的矛盾一直沒有解決。民眾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對他們實施直接管理的基層官員身上，民眾的冤屈也寄希望於“青天大老爺”來解決。顯然在歷史的長河中，基層官吏並非沒有過失，他們自身的劣跡也為數不少，但是如果把所有問題都推到他們身上也有失公平，他們多多少少扮演了體制替罪羊的角色。這裏，體制替罪羊的含意有兩重，一是為體制的問題承擔部分責任，另外自己也有過失。一旦民眾有所不滿，首先攻擊的是基層官員，因為他們是不得人心政策的執行者。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謠言的攻擊矛頭指向基層官吏就可以理解了。從幾次“毛人水怪”謠言的傳播過程看，都有大規模征集民工的事件，有時還加上災荒，民眾很可能對基層官吏產生不滿。

（三）從謠言中學習

謠言是有害的，但是並非無益。當謠言平息過後，如果不是簡單用階級鬥爭的話語去指責一些散布謠言的人，如果不是用愚昧無知去指責民眾，而是認真思考，為什麽民眾會相信謠言和傳播謠言，是不是社會機制有些缺點，努力去修補缺陷，那麽今後謠言就會少一點。

用階級鬥爭的話語來解讀謠言，把傳播謠言者“汙名化”，用專政的權力去壓制謠言的傳播，最大限度地屏蔽包含謠言成分的信息，是一種有效的平息謠言的手段。可是“毛人水怪”謠言的反覆出現表明這種方法只是治標不治本，並不能長期有效。

“毛人水怪”謠言的反覆出現，一般地說，是民眾愚昧的結果。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這種觀點是成立的。然而，人類對自然的認知是漸進的，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對自然環境缺乏足夠的認識，因此不能用今天的視野去嘲笑過去民眾的無知。無論何時，對自然科學的認知都是社會精英占據主導地位，廣大民眾的認知程度是相對低的，由此看來，不能用精英的觀念去批評民眾。幾年前全國對SARS的恐慌，說明無論是平民還是精英，對自然的了解都有許多空白。

在謠言爆發時，懲罰惡意傳播者是必要的，提高民眾的自然科學知識水平是正確的。但是只有正確理解謠言背後的深層社會問題，緩解民怨，才是防止謠言最好的辦法。 

*本課題得到中山大學三期“211”專項基金資助。 

李若建：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愛思想網站201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