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發展和張揚，本身就具有二種可能：一種是陷於肉欲，人欲橫流，墮落為獸性；一種是加以約束，引向正途，發揮潛能。我以為雜劇屬於後者。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的參加取經，正是引向正途，發揮潛能的體現。這也是作者所要闡明的主題之一。

在論述雜劇《西遊記》的思想內容時，我們不能不為楊景賢所表現出的進步的婦女觀而贊嘆。劇中出現的婦女形象，上自女王，下至民女，都具有一種大膽潑辣、自主自立的反封建精神。首先看女人國的故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簡單記載了“女兒國”，啟發了後代取經作品。《出曜經》卷21記載的女人國故事，其主旨是把“女人國”比喻為人生之苦海，即人的情欲是人生的苦海，人只有拋棄七情六欲才能脫出苦海。《取經詩話》中就寫女人國是神佛設下的對唐僧的考驗：“要識女王名和姓，便是文殊及普賢”。楊景賢對“女人國”故事進行了根本改造，屏棄其宗教含義，用它來曲折反映現實社會，以荒誕的形式向封建禁欲主義做了深刻的控訴。封建社會的中國女性，身處深閨，不得接觸異性，連起碼的人身自由也沒有。女人國王雖然尊貴，但仍然長期遭受封建禁欲主義的禁錮，她對愛情有著強烈的渴求。劇中有一段她自比嫦娥的吟唱，十分感人：


我怕不似嫦娥模樣，將一座廣寒宮移下五云鄉。兩般比諭，一樣淒涼。嫦娥夜夜孤眠居月窟，我朝朝獨自守家邦。……千年只照井泉生，平生不識男兒像。見一幅畫來的也情動，見一個泥塑的也心傷。從她對唐僧大膽的求愛誓言，可以體會到勃勃的情欲和對人性本能的熾熱追求，實際是在宗教和理學窒息下婦女們發出的心靈吶喊：


你雖奉唐王，不看文章。舜娶娥皇，不告爺娘。後代度量，孟子參詳。他父母非良，兄弟參商，告廢了人倫大綱，因此上自主張。你非比俗輩兒郎，沒來由獨鎖空房。不從咱除是飛在天上，箭射下來也待成雙。你若不肯呵，鎖你在冷房子里，枉熬煎得你鏡中白發三千丈。成就了一宵恩愛，索強似百世留芳！


從女王性格中我們不但看到了元末明初思想解放萌芽的影響，而且可以看到蒙古族婦女性格的影響。蒙古婦女表達感情直捷明快、大膽潑辣。如《蒙古源流》中（注：《蒙古源流》產生於明末清初，作者是薩囊徹辰。），寫明代蒙古土默特部女首領滿都海斯辰夫人，其性格便與這位女王有許多相似之處。楊景賢戲劇中的婦女多受北方民族風氣影響，大膽潑辣，直言無忌。後來小說對這些婦女形象加以改造，是用漢族儒家傳統加工“規范化”了。楊景賢以孔子“食色性也”等觀點，指責佛教“浮屠盡把三綱喪”；譴責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用“舜感娶娥皇，不告爺娘”嘲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特別是對孫悟空、唐僧“性死亡”的描寫，更具有諷刺意味。他塑造的女王形象具有振聾發聵和催人猛醒的作用。小說中把孫悟空徹底閹割成了“無性人”，無疑是一個倒退。

唐僧的母親殷氏也是一個生動豐滿的女性形象，體現著作者的婦女觀。劇中把殷氏與陳光蕊、王安進行了比較描寫。王安請來舟子劉洪，吹捧他“至本分”，陳光蕊也誇他“好個梢子”。只有陳夫人看劉洪相貌兇惡，言語諂媚，反對雇他的船。待丈夫執意要雇劉洪，她便轉過來籠絡安撫劉洪，希望劉洪免生歹心。後來她又嚴詞斥責劉洪的借機調戲。當劉洪兇相畢露，殺死丈夫和王安後，她為了保住腹中胎兒，與劉洪機智周旋，忍辱負重十八年，終於配合兒子為全家報了大仇。這些都表現出殷氏聰明干練、善於外事，是遠遠超過陳光蕊這位狀元丈夫的。更可貴的是，報仇之後，她沒有絲毫的“貞節”負但，心中充滿了歡樂和自豪。楊景賢為她安排的結局是：被封為“楚國夫人”，與丈夫安度晚年。與此相反，小說中的殷氏堅守“從一而終”的封建正統觀念，在報仇雪恨之後，羞見父親殷開山，“就要自縊”；接著在祭江時又要“赴水而死”；最後在一家大小幸福團圓之後，“畢竟從容自盡”。這種多次重復，反復強化封建貞操觀的情節安排，顯示出作者頑固的封建道德觀，比起雜劇來，是一個明顯的倒退。

裴海棠是楊景賢創造的又一個性格鮮明的婦女形象。她自幼與朱公子定親，但裴太公因朱家家道中落，意欲悔婚。海棠反對父親嫌貧愛富，主動修書給朱公子，約他在花園相會，以至被豬八戒鉆了空子。在與情人相會時，她“按不住風流俏膽”，大膽以身相許，與朱郎私奔，並且說：“俺爹便知道呵，也不妨。”作者充分肯定了這種大膽叛逆的行為，而把批判的鋒芒指向裴太公。孟稱舜評點《柳枝集》說：“裴女不想朱郎，也未必遇怪。一語便為世人說法。”（注：轉引自《古本戲曲叢刊》第四集收《古今名劇合選》第五冊。這段話有不少人引用，但均將句子標點為：“裴女不想朱郎，也未必。遇怪一語，便為世人說法。”致使語意窒礙難通。）為世人說什麼法？顯然是指責裴太公嫌貧愛富，這才導致女兒私奔，被妖怪欺騙。孟稱舜可謂是楊景賢的知音。
與雜劇《西遊記》幾乎同時形成的《水滸傳》，評論者早就指出其中的婦女形象幾乎都是按照封建正統道德標準塑造的。雜劇《西遊記》與之相比，明顯具有進步性，楊景賢的婦女觀是站在時代前列的。


四、歌頌為追求理想而頑強奮鬥的堅韌精神

雜劇《西遊記》思想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歌頌為追求理想而頑強奮鬥的堅韌精神。劇中唐僧的形象，更多保持了歷史人物的真實性格。作者熱情贊揚他不怕危難，只身西行的膽識和勇氣。第五出極寫為他送行的隆重，濃筆渲染行色的壯偉，甚至用唐朝開國功臣來反襯唐僧西行的氣概與勇敢。第二十三出，返回東土，眾仙相送，是英雄式的凱旋大典。這都是對唐僧堅韌不拔，為追求理想而毫無畏懼精神的禮贊。前後呼應，隱然稱贊他是一位人神共仰的英雄。作者在第二十三出借神佛之口說：

西天西如來親送，中國中和尚才行，南海南菩薩來將。雖然一番受苦，也能勾百世流芳。實際是教育人們，要作成一件事，必須百折不撓、持之以恒、克服重重困難、進行艱苦奮鬥，才能取得成功。

劇中孫悟空形象，一改《取經詩後》中文質彬彬的“白衣秀士”面貌，變成一個勇敢、機智、靈活、狡黠而又野性未改的英雄。他的叛逆精神、堅持鬥爭的勇氣、嫉惡如仇的性格，都為小說奠定了基礎。雜劇《西遊記》通過奇瑰豐富的幻想，通過孫行者、豬八戒、女王、裴海棠等人物形象，所表現出的崇尚自然、張揚人性的傾向，的確有一種明中後期李贄“童心說”先驅的味道。孫行者所具有的狂傲美特色，便是“童心”、“真心”的生動體現，為此後轉化為建築在個性心靈解放基礎上的浪漫文藝鋪平了道路。

總之，雜劇《西遊記》充分反映了元末明初東南沿海社會和思想的變化，是具有市民意識和個性解放、心靈自由要求的。這種思想，開了明中後期思想解放潮流的先河，也對小說《西遊記》給予了深刻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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