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劇《西遊記》注重娛樂性的特點，對此後的取經題材作品影響很大。以小說《西遊記》來說，胡適早在1923年《“西遊記”考證》中就提出其主旨是“玩世主義”。魯迅也認為小說“實不過出於作者遊戲”。〔2〕(P.135)他們都是強烈感受到小說的娛樂特色，才作出如此判斷的。而小說的娛樂特色主要是由雜劇奠定的，雜劇之前的取經作品都很少有娛樂色彩。可以說雜劇《西遊記》是借玩世主義的藝術手段，曲折地揭示社會的真實，是玩世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統一。我們強調雜劇《西遊記》的娛樂特色，並不是說它就沒有思想傾向，相反，在調侃幽默之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它對宗教色彩的有意淡化；對世俗社會特別是市井細民生活和思想的曲折反映；對理學的嘲諷批判；以及對頑強、勇敢、機智鬥爭精神的禮贊。其次是市民價值觀、人生觀的體現。郭英德《元雜劇與元代社會》曾列舉元雜劇市民意識的表現，〔3〕如在經濟思想上認為“貧無本,富無根”；政治思想上不滿封建等級制度；道德觀上主張講平等、講義氣；受情婚姻觀上歌頌對幸福愛情和美滿婚姻主動、積極、執著的向往和追求。其基本特征是平等觀念、個性自由與仗義精神。這些內容在雜劇《西遊記》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現。第十八出采藥仙人所唱，便是對貧富無常的慨嘆：


斗量珠，樹系縑，刑傷為美姝，殺伐因求劍。空有那萬貫錢，到底來亡溝塹。財呵，播聲名天下嫌。


劇中人物如孫行者、鐵扇公主、鬼母，甚至華光，都具有一種桀驁不馴、追求平等的鬥爭精神。如十九出寫鐵扇公主“為帶酒與王母相爭，反卻天宮，在此鐵鎈山居住”。

她唱道： 


當日宴蟠桃惹起這場災禍，西王母道他金能欺風木催槎。當日個酒逢知己千鐘少，話不投機一句多，死也待如何？


劇中還有不少地方表現出市民的趣味和眼光，例如《胖姑演說》這出戲便是市民心態和趣味的典型反映。市民階層在形成之後，總是習慣於嘲笑農民的“土氣”、沒見過世面，元曲中膾炙人口的《莊家不識勾欄》等作品是其代表，《胖姑》與它有異曲同工之妙。

另外，從孫行者性格中所具有的行俠仗義及油滑一面，也可以看到他受到市民性格的影響。劇中人物庸俗甚至有些淫褻的語言，同樣反映著強烈的市民色彩。


三、反理學，崇人欲的時代精神

元末明初是理學猖獗的時期，朱元璋稱帝後，更是極力倡導理學。而雜劇《西遊記》卻公然與程朱理學唱反調，大膽直率地反映人性的發展和人欲的要求。它繼承元雜劇的優秀傳統，借宗教背景寫人欲之愛，甚至從宗教教義引申出對禁欲主義的批判。如第十七出借女王之口唱道：


聽得說天地陰陽，自有綱常，人倫上下，不可孤孀。俺這里天生陰地無陽長，你何辜不近好婆娘？


浮屠盡把三綱喪！雜劇《西遊記》中，取經隊伍中人幾乎個個都不受佛教禁欲戒律的影響。孫悟空原來就曾攝金鼎國王女為妻，被壓在花果山下，仍念念不忘“女嬌姿”；取經路過金鼎國，還自稱是“丈人家里”；在女人國，又主動要求代替師傅留下招親（這些情節在小說中大多移植到了豬八戒身上）。在女人國，他見八戒、沙僧與宮女糾纏，怦然動心，只不過因為凡心一起，頭上的鐵箍兒緊將起來，“雞巴一似腌軟的黃瓜”，才不得不作罷。後來到火焰山向鐵扇公主借扇，他又問山神鐵扇公主有沒有丈夫，並打諢道：“他肯招我做女婿麼？”與鐵扇公主剛一見面，他便出言輕薄，肆意調戲。在涉及性欲問題上，他的油滑、刁鉆、粗俗更多地帶有市井遊民的氣息，實際是對宗教和理學的強烈沖擊。

豬八戒更是色膽包天，他不僅曾變化人形，冒充朱公子騙娶裴海棠，而且出家受戒後還在女人國與宮女風流快活。沙和尚也是一樣。即使是唐僧，在女兒國國王熱情的追求面前，表現也是軟弱無力的，如果不是韋陀護持，他也“幾毀法體”。這些都體現出人性、人欲力量的巨大。取經人的禪心未定，實際是佛家禁欲主義在人欲面前無能為力的表現。

許多論者往往責備劇中某些人欲描寫“淫褻、下流”，對此應該有一種比較客觀的分析，不宜一概否定。其實，劇中的這些所謂卑俗之處，正是市民意識以最粗俗、最諧謔、最粗野的方式向宗教禁欲主義和程朱理學發起的攻擊，這種肆無忌憚地褻瀆神明、褻瀆禮教、褻瀆封建倫理道德的行為，使人們在粗俗的玩笑中，剝下了宗教的莊嚴面具和理學的偽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