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萬曆時人羅懋登的章回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以下簡稱《西洋記》）是套用《西遊記》的模式來寫的百回神魔小說 。鄭和下西洋畢竟是不算久以前的盛事，既然以此入稗，在創作魔幻故事之餘，實事總不能全置於不顧。羅懋登雖對域外情形並無認識可言，但鄭和的隨員多名有行紀行世，利用此等行紀當是處理實事最方便之法。理論雖如此，羅懋登是否確曾利用這些行紀？倘真的用過，用了甚麼？如何使用？這些問題不僅有趣，還十分重要，因為這些問題倘沒有答案，就無法確知這部章回小說的史料價值。

在鄭和研究的領域裏篳路藍縷的向達（1900-1966）早在1929年已宣稱：「《西洋記》一書，大半根據《瀛涯勝覽》演述而成」 ，但所列例證殊寡，「大半」的斷言顯嫌誇張，也未及其他隨鄭和下西洋者所作的行紀。

在這方面真正花過功夫，且見成績的是趙景深（1902-1985）。在三十年代中期他用過很大的勁去證明羅懋登確曾利用者並不限於馬歡的《瀛涯勝覽》，還用了費信的《星槎勝覽》 。這點很重要，因為在講述地域的廣泛程度上，費書遠超過馬書。說趙景深花了很大的勁去做這工作，因為他不嫻中西交通之學，考證地名祇能做到販抄的層次，但尚能把羅懋登錄用自馬歡和費信兩書的部分整整齊齊地列出來。

約十年後趙景深還另查檢了黃省曾的《西洋朝貢典錄》。此書前有署正德庚辰（十五年，1520年）的自序，是羅懋登可以看得到的書 。趙景深考察的結論是，羅懋登著《西洋記》所用的素材並不包括《西洋朝貢典錄》 。

考察還是應該先照料較基本的層次。鄭和的隨從撰寫行紀者不止馬歡和費信二人。現在能看得到的還有鞏珍的《西洋番國志》。此書奇罕，孤本於五十年代初才歸公，待有向達的整理本排印行世已是六十年代初了 。趙景深晚年的研究集中在戲曲，或對《西洋記》興趣已不大，並無繼續追查《西洋記》和《西洋番國志》究竟有無關係。

從趙景深探討羅懋登如何利用鄭和史料至今，六七十年過去了，向達刊行《西洋番國志》整理本也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近年《西洋記》的研究雖偶見佳作，焦點卻經常集中在宗教和民俗問題 ，或書中角色的歷史人物背景 ，或從民族國家觀念的角度去解釋此書的思想觀念和時代意義 ，續研鄭和史料與《西洋記》之關係者則尚未見。《西洋番國志》仍未從這角度納入研究程序是十分明顯的空隙 。

我和晚年的趙景深有過一段稱得上頻密的來往，而我留心中西交通之學逾四十年（雖然自大學畢業後已久沒有寫這類文章了），由我來試續完此事，應是相當有意義的。況且在我認識的古典小說研究朋友當中，也想不起還有何人兼治中西交通，遂亦難免有當仁不讓之感。

二．三種行紀的所記地域的分別

雖然《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書均出於鄭和隨軺之手，所記地域的數目則頗有分別。費信的《星槎勝覽》記錄四十五處，數目最多。馬歡記入其《瀛涯勝覽》者尚不到此數之半──二十處，但其中有兩處不見費信書。鞏珍所記地域與馬歡書無異，即同是那二十處 。

《西洋記》把鄭和七下西洋作一次旅途來處理，所記地域又遠少於鄭和實際途經之地，兼且採用行紀資料之主要理由不外借用橋段來鋪陳情節，和填充創作部分之間的過渡空間，加上往往不依地望因素及實際航行次序來講述地域，隨意安插，單採《星槎勝覽》一書本已足用。

這是就理論而言，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就得賴勘對資料來找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