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德國哥廷根到德累斯頓的途中，有一個小城市在歷史上特別引人註目，它就是魏瑪市。熟悉歷史的人肯定會立刻想到1919年在這裏成立的德國境內的第一個共和國——魏瑪共和國，雖然這個共和國後來夭折了，但卻在歷史上留下了令人難忘的一筆。對於我們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而言，魏瑪之於我們的意義更在於，那裏有蜚聲世界文壇的大作家和大文豪歌德的故居。雖然歌德的出生地是法蘭克福，但他1775年來到魏瑪，並自1792年以來一直住在這裏，這裏的一切似乎都與歌德的名字相關：市中心有面積很大的歌德故居，現在和歌德國家博物館融為一體，也有著美麗迷人的歌德花園別墅，連市中心的廣場也以歌德的名字命名。魏瑪人也和其他城市的德國人一樣，喜歡用名人的名字來為街道命名。我們一下火車坐上前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車，就一路經過好幾條大街：叔本華街，莎士比亞街和席勒街，最後來到歌德廣場。可見魏瑪人對歌德的重視和景仰程度確實是空前的。

    歌德故居坐落在魏瑪市中心的一座黃色的樓裏，樓內的裝飾是歌德於1792年親自設計的，直到他於1832年去世時止，他在這裏居住了40年，度過了他一生中的黃金時期。雖然歌德國家博物館現在正在休整而暫時關閉，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參觀他的故居窺見歌德當年的生活和工作場景。這座樓裏的房間多達大小二十間，但每一個房間都有著獨特的用途和意義：那間寫有“歡迎”字樣的黃色房間是當年他和朋友們一起用膳的場所，而那間小小的餐廳則是他和家人吃飯的地方，那間花園房間專門用於他和朋友們之間的私人談話，而那間大的會客廳裏現在則展示著歌德一家人的肖像，等等。

歌德一生興趣十分廣泛，而且建樹表現在多方面，從文學到藝術，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幾乎無所不通。這些均體現在他故居裏的收藏品中：他的私人圖書館藏有5400多種圖書，共7000多冊，這在現代學者看來並不算太多，但考慮到當時印刷業和出版業的狀況，這個數字就不算少了；這裏還有許多珍貴的藝術作品、科學標本和紀念品，可見主人確實博學多才，興趣廣泛。當哥廷根大學的迪德林教授問我中國現代史上有沒有哪位和歌德相類似的作家時，我一下被問住了。我們知道，僅在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方面，歌德就十分全面，小說、詩歌、戲劇以及理論批評都成就斐然，僅就這一點，就難以找到能和他相媲美的中國現代作家；他也從過政，做過小官僚，在科學方面也頗有造詣，這倒與郭沫若相似，而後者對歌德也十分敬仰，甚至花過時間把歌德的巨著《浮士德》翻譯成中文。但郭沫若的語言天賦和世界性影響卻遠在歌德之下。難怪今天的德國人提到歌德幾乎無不欽佩和景仰。

歌德在中國的知名度恐怕在所有德國作家中是最高的，而對於今天的中國人而言，歌德的意義僅在文學上就主要體現在這樣四個方面：他本人有著巨大的文學成就，他對比較文學學科的誕生起到了奠基作用，他對東方文學充滿熱愛，並呼喚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而對於我這樣一個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而言，我更看重的是歌德在後三個方面的貢獻。從今天的比較文學學者對世界文學的熱烈討論，我們就不難看出歌德對這門學科的奠基性影響。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學的熱愛和對世界文學的憧憬則是他之於當今中國的最重要的意義。

與一般對東方文學有著偶然接觸並感到興趣的西方作家不同，歌德對東方文學的情懷絕不是一時的沖動，實際上，早在他對波斯文學感興趣之前，就開始了對中國的研究。盡管歌德掌握了十幾種西方語言，但他卻不通東方語言。對於一個不懂中文的歐洲作家來說，歌德對中國的研究應該說是很認真的。同樣，他的研究是以遊記和所能接觸到的零散的文學作品為基礎的。可以說，他幾乎窮盡了西方語言中所有的中國文學譯本：1781年他讀到一篇法國的中國遊記之後開始對儒學發生了興趣。1796年他讀到他的第一本中國小說《好逑傳》，1817年他讀到英譯本戲劇《老生兒》，1827年讀了英譯本小說《花箋記》及其附錄《百美新詠》。同年還讀了法譯本中國故事選集和另一本小說《玉嬌梨》。除此之外，他與中國文學的接觸還促發了他的進一步思考和探討，並寫出優美的抒情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雖然被他閱讀的那些中國作品也許在文學史上並沒有什麽地位，甚至連專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也不見得讀過那些作品，但是它們畢竟影響了一代文豪，並且引起了歌德對東方文學的強烈興趣，最終激發他在和艾克曼的談話中，說出了這段至今仍被人們不斷引證的話：“詩是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這一點在各個地方的所有時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裏都有所體現……民族文學現在算不了什麽，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現在每一個人都應該發揮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來臨。”

據美國的歌德研究者簡·布朗考證，歌德曾在自己的自傳中說，大約12歲時，他就開始嘗試著用七種語言寫成小說——德語、法語、意大利語、英語、拉丁語、希臘語和當地德國猶太人的方言。而在實際創作上，他能駕禦的文學體裁則更為廣泛。他的抒情詩包括歌曲、讚美詩、頌歌、十四行詩、民歌和諷刺短詩。他的戲劇采用詩歌體和散文體，包括喜劇、悲劇、諷刺性短劇、長劇、宮廷假面劇，甚至小歌劇——當然，還包括規模宏大的史詩劇《浮士德》，該做的長度是《哈姆雷特》的三倍。這也正是為什麽歌德能夠成為蜚聲世界的大作家，而他的不少同時代人，甚至他的親密朋友席勒，與他相比卻相形見絀的原因所在。

正因為歌德有著廣闊的世界情懷，他才能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把眼光放在歐洲之外的國度，去關註那裏的文化和文學，最終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構想。今天，我們應該告慰歌德的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比較文學學者的推動下，歐洲中心主義的藩籬早已被突破，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也因東方文化和文學的崛起而逐漸淡化，世界文學在全球化的時代再度興起，並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意義。歌德曾經熱愛並給予過極大關註的中國文學也群星璀璨，名人輩出，但是中國文學為什麽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仍居於邊緣地位呢？我經常在歐美多國的書店裏瀏覽，除了清一色的西方語言著述外，極少見到翻譯成西方語言的中國文學或人文社會科學著作。而相比之下，我們可以在北京和上海的任何一家大的書店裏輕易地找到大量的西方文學名著中譯本，在大學的書店裏，翻譯過來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著作的數量甚至不少於中國作者的著作。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難道完全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陰魂不散呢，還是我們自己的著述方式出了毛病？我想，除了前者的原因外，中國作家也應該從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為什麽中國當代出不了蜚聲世界文壇的大作家？對照歌德的博學多才和語言天賦，我們的作家應該感到羞愧：許多作家不僅一門外語也不通，甚至還振振有詞地說，我是在中國寫作，為什麽要去學外語？

確實，這個問題只問對了一半。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對語言的要求固然是很高的。雖然歌德掌握多種外語，甚至嘗試著用外語寫作，但他的主要著作都是用母語德語完成的。他時刻不忘自己是為全人類而寫作的，因此他盡可能通過原文和各種譯文閱讀所能得到的世界文學作品，廣泛地汲取各民族文學的精神營養，因此他完全有能力並有資格提出世界文學的構想，而在他身後一代又一代作家和文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文學已經擺脫了其烏托邦的色彩，正在變成一個審美現實：一些視野開闊的作家撰寫世界意義的題材，有著多種語言才能和文化背景的作家們從事“跨國寫作”，一些優秀的民族文學作品被譯成外語，從而在另一種語言和文化背景中延續了生命或者獲得了“來世生命”。所有這一切，歌德也許並沒有預料到，但是他的開拓作用卻是我們不能忘卻的，此外，我們在紀念歌德、緬懷他對世界文學的奠基作用時，也不能忘記魏瑪這座小城，因為正是在這座歷史名城裏，或者更確切地說，正是在這座黃色的樓裏，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構想，並預言這一時代必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