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是為政策制定者解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外交等領域重大問題出謀劃策的專業機構，也是社會分工精細化和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產物。在當今世界，智庫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結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帶一路”倡議從全球發展格局演變出發，是著眼我國未來長期發展的客觀需要，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以擴大開放、深化合作促進我國與沿線國家實現互利共贏發展的偉大實踐。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實施這樣一項貫通歷史、現實和未來，面向中國和沿線眾多國家，涵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商貿物流、金融和文化科教等多個領域，具有開創性的覆雜系統工程，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要比制定國內發展戰略和設計政策覆雜得多，也會困難得多。這將給智庫帶來發揮自身獨特功能的廣闊空間。

“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智庫角色

我國是“一帶一路”的首倡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動者，在對接各國發展戰略、促進政策協調和創新合作機制等方面理應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智庫可以在以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是客觀理性，講好“中國故事”。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立論基礎。30多年來，“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已經形成強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渴望學習借鑒中國發展經驗、搭乘中國發展快車，為此，需要充分發揮智庫作用，從廣大沿線發展中國家迫切希望加快工業化進程、推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需求出發，全面系統總結中國發展歷程，在不斷豐富充實“中國道路”的內涵基礎上，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用海外讀者樂於接受的方式，易於理解的語言，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要求，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切實可靠、及時管用的發展經驗。

 二是與時俱進，不斷完善“一帶一路”戰略框架。“一帶一路”戰略內涵豐富，涉及國家眾多，利益關系覆雜。建設“一帶一路”也將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習主席提出與有關國家共同建設“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已經有不少國家和經濟體提出了各自的發展戰略，如哈薩克斯坦提出的“光明大道”經濟計劃、印尼的“全球海上支點”戰略構想、韓國的“歐亞倡議”、以及歐盟的“容克投資計劃”等。這些戰略構想在重點領域、推進方式等方面直接對接“一帶一路”，能夠起到豐富擴充“一帶一路”框架的作用。未來隨著“一帶一路”相關建設工作逐步推進，預計有關各方還會提出新的戰略構想，我國智庫也需根據各方關切和需求，不斷豐富完善空間架構，調整更新重點領域和關鍵項目，使“一帶一路”成為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引領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依托。

 三是求真務實，細化“一帶一路”建設實施路徑。2015年3月，國務院授權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和外交部正式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願景與行動》，闡釋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和合作機制設想等。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進入實際操作階段，如何確定科學合理的路徑，搭建與沿線國家深化合作的載體和平台，構思重點領域的合作抓手，統籌協調基礎設施、產能合作、科教人文等領域項目，推動具體項目落地實施並開花結果，構建便捷、高效、安全、可持續的投融資機制，以及產能“走出去”向技術標準“走出去”升級的機制等，應當成為智庫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工作。

 四是防患未然，加強風險和預警研究。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我國對外開放只有30多年歷史，開放的範圍和水平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擴大提高的過程。我國產業全面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中國企業成規模地“走出去”等，都是進入新世紀以後的事情。總體而言，我們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還比較有限，無論是對於有關國家的國情特點，還是國際市場的運行規則，特別是現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我們的認識和理解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因此，發揮智庫的人才和智力資源優勢，對沿線經濟體的資源條件、文化傳統、宗教習俗、經濟增長特點以及國內局勢、周邊關系等問題開展深度研究，在此基礎上對具體項目及時提出風險評估和預警建議，對於紮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五是融通中外，深化開放型經濟體制研究。如前所述，我國是一個對外開放歷史不長的發展中大國，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任務依然十分艱巨，“一帶一路”是新形勢下推進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建立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重大戰略部署，智庫機構要從經濟全球化進入新階段的要求出發，順應我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角色轉換的要求，準確把握全球新一輪經貿投資規則重構走勢，及時就完善國內現行涉外經濟法律法規和政策、優化治理結構提出建議，為進一步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實現國內規章制度與國際規則進一步調適對接提供決策支持。

搭建智庫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機制和平台

“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智庫走向世界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充分發揮智庫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應當著力構建以下機制和平台：

 第一，要把智庫活動納入“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框架。如果把“一帶一路”比作一台大戲的話，企業就是這台大戲的主演，作為主要推動者的政府則是這台大戲的“導演”，智庫在承擔“編劇”工作的同時，還要在戲中承擔一定的角色任務。也就是說，智庫不僅要擔負頂層設計和政策研究的重任，為“一帶一路”提供智力支撐，還要積極開展智庫外交，以自身的研究實踐服務政府決策、引導社會輿論，帶動人文交流全面繁榮發展，促進沿線各族群眾民心相通，為“一帶一路”建設打造良好民意基礎和營造社會氛圍。

 第二，要著力構建智庫與政府間高效暢通的聯系渠道。智庫產品的最大需求來自政府，特別是圍繞“一帶一路”相關問題的智庫研究，無論是戰略框架、實施路徑等宏觀研究，還是投融資機制設計、貿易促進政策論證、項目比選及可行性等中微觀層面的研究，都是要提供給相關政府機構作為決策參考。除了以公開招標、定向委托、專家咨詢等形式就專門問題聽取智庫意見外，還需建立日常研究成果和專家意見的上報渠道，保證智庫意見建議能夠及時到達決策者，把智庫工作納入政府決策工作鏈條。

 第三，要加大對智庫開展跨國合作研究的支持力度。“一帶一路”涉及沿線多個國家，由於資源稟賦條件、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道路選擇等國情條件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各國政府的關切和利益訴求差異巨大，特別是一些跨區域的大型項目，往往涉及多個國家，如何把千差萬別的訴求凝聚為多邊合作的共識，需要充分發揮智庫的獨特作用。通過智庫間開展合作研究，就重大問題充分溝通意見，有助於充分挖掘發現利益匯合點，縮小分歧，為後續順利開展項目層面合作創造條件。2015年3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歡迎沿線國家智庫之間開展聯合研究、合作舉辦論壇等”。相關政府部門應從外事管理、資金、信息等方面建立完善對智庫開展“一帶一路”跨國聯合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勵智庫就有關問題開展超前研究，並及時向社會發布成果。

 第四，要加強國內智庫國際化發展的自主動力。我國是一個處於快速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大國，國內面臨改革、開放和發展的大量研究任務，同時我國經濟國際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也只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因此，國內不少智庫長期將工作重點放在國內問題，對國際問題的關注不夠、缺乏積累，人才儲備也不充分。近年來，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地位的顯著提升，國際社會對我國的認知和期待也在發生變化，中國正在被快速推到國際舞台的中心。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融合，也要求研究國內問題必須具有國際視野，只有從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出發，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科學答案。“一帶一路”是新中國面向國際社會提出的第一個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倡議，未來還有大量後續研究任務需要開展深入細致的研究。國內智庫迫切需要加快國際化步伐，匯聚一大批業務精、語言好、熟悉國際規則、具有戰略思維和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積極投身於“一帶一路”的相關研究工作，深耕厚植，全面提升中國智庫的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

 第五，搭建有助於國內智庫深度參與國家重大戰略研究的工作平台。2015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了發揮智庫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和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的要求，為新形勢下智庫發展指明了方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國內智庫已經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2014年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土耳其戰略研究中心等聯合召開“共建‘一帶一路’：歷史啟示與時代機遇”國際研討會，並提出建立一帶一路智庫網絡（SRTN）的倡議。2015年4月，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和覆旦大學等單位，發起成立了“一帶一路”智庫聯盟，開啟了國內智庫聯合開展“一帶一路”研究的大幕。博鰲亞洲論壇、世界經濟論壇新領軍者年會（夏季達沃斯）等著名國際論壇也已將“一帶一路”納入議題。下一步要充分發揮這些平台的作用，打通國內智庫與國際智庫合作通道，促進智庫間開展務實合作，形成國際智庫與國內政府智庫、社會智庫和民間智庫各有側重、共同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研究的格局，為“一帶一路”建設持續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撐。（收藏自2016-01-12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