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人，不免要為兩個問題煩惱：人為什麽活著？怎樣活著？自古以來，人們都在忙著解決這兩個問題。

人，茫茫然來到世界上，完全不知道那兩個問題的答案，靈魂在成為肉身之前並沒有進過先修班、講習會，他們也許事先並不知道要做“人”，沒有誰征求他們的意見，每個人都毫無準備，勉為其難。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他出生後的第一個聲音是痛哭。

哭是情緒的發泄，不是問題的解決。他必須長大，擦幹眼淚，認真地生活。他要尋求那兩個問題的答案，有人找了一輩子，到老年才有結果，有人老早就找到了，可是後來又覺得需要修正。“為什麽活著”是原則，“怎樣活”是技術，原則決定技術，技術也影響原則。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用盡心智，長期努力，去搜集一切資料。這是每一個人的“終身大事”。

有一個方法是觀察同類，模仿學習。人怎樣模仿他的父母，童年時期怎樣模仿他的玩伴，青年時期怎樣模仿他的朋友，不但專家作過有系統的研究，我們也有自己切身的經驗。這種模仿到了老年也未必停止，因為老年人有老年人獨有的問題，在未老之前沒有見過這種案例，現在要看看別的老年人怎麽做，可以說，人生就是一連串問題出現和解決，人在社會上所尋求的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和使用這種方法的理由。有同樣問題的人不免要互相接近、觀摩，甚至競爭，在問題相同的一小群人中間，早一步解決了問題的先進者常是別人的老師。

另一個方法是讀書，書是記錄、保存人類經驗的一種東西，對於人為什麽活著、怎樣活著有豐富的答案，鄉下不讀書的人，常說讀過書的人比較聰明，那就是說讀書人吸收前人的經驗，解決問題的方法比較多。從前的人說：“讀了《易經》會算卦，讀了《詩經》會說話。”我曾加以推廣，說“讀了《水滸》會打架，讀了《紅樓》會說話。”也有人說“讀了《三國》會做官，讀了《紅樓》會吃穿。”有人用開玩笑的口吻說過“讀了《紅樓夢》想出家，讀了《正氣歌》想自殺。”這些話未免太簡單，但是透露了重要的消息。

有人說秀才迂腐，不懂得怎樣生活。這是因為秀才讀經讀史，經史中有的是做大事的人怎樣度過大關節，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並沒有這種機會。土木事變，英宗被俘，於謙斷然決定先立皇帝後與敵談判，此事何等了得！然而一般人平常只想知道他種的紫羅蘭為什麽不開花，如果一旦歹徒綁架了他的兒子，他不能先聲明脫離父子關系後報案。依從前人的看法，讀“閑書”可以增加“小聰明”，“閑書”涉及一般生活的細節，例如怎樣防偷，怎樣防騙，怎樣得到上司的信任之類，小說即是前人心目中的閑書之一。

古書是記錄古人的經驗，現在時代不同，有老問題也有新問題，解決老問題也許得用新方法，我在《我們現代人》裏舉了很多例子。秀才之所以迂腐，有時候是因為他想用古代的方法解決現代人的問題，那方法在古代有效，到現代則未必。孩子逃學是一個老問題，當年孟母以“斷機”糾正孟子，收到效果；武訓的辦法是向逃學的學生下跪。這些方法恐怕都太“古典”了。有一個學教育的朋友說，他在教育學家的著作裏找到許多矯治逃學的方法，但是沒有一個方法絕對靈驗，我們還得找尋新的方法。人生有些問題從前有，現在有，將來仍然有，不能像消滅瘧疾一樣使它絕跡，人除了襲用舊方法還得“發明”新方法。

一如我們在以前各章所述，大部分文學作品描寫人內在的心思、外在的行為，人受到外界刺激所產生的反應，人如何應付挑戰，接受挫折，追求希望，表示快樂。文學作品也表現：那人為什麽這樣做？為什麽用這樣的手段去達到那樣一個目的？他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他的成敗對我們讀者有什麽意義？這樣的作品無異對“人怎麽活”和“為什麽活”提出答案：“怎麽活”是題材，“為什麽活”是主題。作家把人生經驗制成標本，陳列展覽，供人欣賞批評，給人警誡或指引。作家取之於人生，又還之於人生，和廣大的讀者發生密切的關系，有重要的貢獻。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觀察作品的價值，初級的作品寫出某一個人的問題，中級的作品寫出某一群人的問題，高級的作品可能寫出全人類的問題。

如果你想寫小說或劇本，你最好先找到一個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做核心題材，如果你找到一個新問題，或解決老問題的新方法，你就能寫出新穎的作品。如果你找出當代共有的問題，你的解決方法能夠代表當代人的意向，你就可能寫出傑出的作品。所謂解決方法並不是說成功地解決了問題，而是說試過，努力過，即使失敗也好。這樣的作品一經出現，它就使讀者想起來有這麽一個問題，使一些讀者想用它的方法解決同樣的問題，使許多人衡量那個方法是不是很適當，這就是作品在藝術價值之外的社會價值。

作品影響人們的行為，最容易從細節小處看出來。一位日本作家寫過一篇散文，其中提到火車乘客怎樣預占座位，他說大家在月臺上排隊登車，有人估量等到自己上車時已無位子可坐，就悄悄地走上前去，靠近車窗，預先把自己的草帽塞進去放在座位上。那些比他先上車的人看見座位有個草帽，以為那是更早到一步的人留下的標誌，就讓那個座位空著，這樣，草帽的主人盡管姍姍而至，卻可以拿起帽子入座。這篇文章經人在中國翻譯發表之後，有些中國人知道了這個方法，立刻仿照辦理，別人不贊成這個辦法，也無可奈何。

後來有一個中國人寫了一篇文章，他說他上了火車以後，發現車廂已經客滿，可是還有一個位子空著，上面放著一頂草帽。他知道這是後面有人取巧，就把那頂草帽拿起來，朝著車廂另一面的窗外用力一擲，毫不客氣地坐下，不久，他看見有一個人走進車廂，東張西望，在他身旁逡巡不去，欲言又止，樣子十分可笑。他料定此君就是草帽的主人，此君自知理虧，不敢爭座，也不敢追問帽子的下落，只好怏怏的站在那兒，此文一出，傳十傳百，多少人都用這個辦法對付預占座位的人，竟把這一種取巧的行為革除了。

電視裏面的暴力場面，是否會誘發社會上的暴力犯罪，一度頗有爭論。正在雙方各執一詞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電視劇演出兩個男童研究怎樣不打破撲滿而能把裏面的硬幣取出來。那個年齡較大的男童到洗澡間去找父親刮臉用的刀片，他把薄薄的刀片插進撲滿的投幣孔，把撲滿側過來輕輕搖動，使撲滿中的硬幣落在刀片上，再把刀片輕輕拉出來。這確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五天以後，臺北市的外科醫生突然忙碌起來，許多家長帶著孩子求診，癥狀一律是刀片割破了孩子的手。

經常參加開會的人可能有如下的經驗。會場擺著長桌，大家面對面坐著，你對面的人忽然要作筆記，然而發現自己沒有帶筆，就伸手向你借，你把你的鋼筆借給他，散會時，他忘了這是你的筆，你也忘了有筆出借，第二天，你忽然發覺鋼筆不見了，丟到哪兒去了？再也想不起來。他也忽然發覺衣袋上插著一枝鋼筆，這是誰家之物？也毫無線索。失筆的人和得筆的人都覺得惘然悵然。怎麽辦呢？有人想出法子來，他說，當有人向你借筆的時候，你把筆帽取下來握在手裏，只把筆身借給他，這樣顯得分外周到，等他寫完了，會散了，他想把筆插進自己的衣袋上，他會找不到筆帽。筆帽在哪裏？在你手中，他會想起這是你的筆。我怎麽知道這個辦法？因為我讀到一篇文章，自從那篇文章發表以後，我在會席上留心觀察有筆出借的人，他們大都把筆帽和筆身分開了。

有一位朋友慷慨好客，入不敷出，欠了不少債。他知道借錢給他的人都缺錢用，周轉困難。他為如何還債發愁，中宵失眠，隨手拿起一張報紙排遣，看見一個小故事：

某甲知道自己在明天上午必須把一筆款送到銀行裏，存進某乙的帳戶，否則某乙勢將信用破產，後果嚴重。可是某甲沒有錢，他欠某乙的錢還不出來，左想右想了一夜，他忽然想通了：“我何必睡不著覺？我幹脆上床睡覺，明夜讓某乙去失眠好了！”於是他上床呼呼大睡。

我的朋友看到這裏恍然大悟，如釋重負，也立即倒頭便睡。

以上每一個例子都包含一個問題和一個解決的方法，而背後又有作者對人生的態度。首先，我們可以問，為什麽要用預置草帽的辦法占領座位？在車上站著或坐著究竟有何區別？為什麽要為了自己的一點兒方便破壞依次就座的公平原則？作家應該給他的人物一個理由：也許，“老老實實排隊的人都是傻瓜，我才不幹哪！”事實證明他有理，從這裏面可以看出作者對社會秩序的失望。

也許你可以寫，那人用草帽占座位是為了他懷孕的太太。我們也許要問：滿車乘客難道沒有一個人肯把座位讓給孕婦？很不幸，那丈夫的經驗正是如此有些東西本來應該屬於你，但是往往要你自己設計巧取才可以得到，不能依賴別人的風度。倘若如此寫，可以看出作者對人際關系的失望。

但是有人會識破預占座位的狡計，把帽子擲出窗外，使那人既失去座位也損失帽子。我們可以問，為何不把帽子拿在手中，等帽子的主人走進車廂，對之好言相勸？我們知道這種解決有失精彩，也知道作者要無言地表示：不合理的行為往往引發不合理的行為，對付“不合理”最好的方式，也許是報之同樣的不合理。這又涉及對人生的態度。

也許以上兩個情節可以合並。一個人為了妻子懷孕，預占座位；另一人不同分說把座位據為己有；等到發現最後上來的孕婦再起身讓座，結果，預占座位是多余的，懲罰預占座位的人也是多余的。人生遠比某些人想像的要復雜得多，所以人與人之間常有誤會，這又是一種態度。

由此可見態度和方法（原則和技術）的關系並不單純：很可能：一、態度是對的，方法是錯的；二、態度是錯的，方法是對的；三、態度和方法都對；四、態度和方法都錯。其中“態度和方法都對”一類作品常被人譽為純正。但讀者會問：純正作品裏的好方法是不是實際有效的方法？如果作者的想法是希望我照著做，它能不能解決我的問題？如果“好方法”不切實際，經不起實踐，則讀者寧願接受一個壞方法。純正作品的影響力往往難以令人如意，原因在此。

在理論上，作品最好含有“又好又有效”的方法。這話大概沒有問題。但是不如意事常居八九，倘若不能兩全其美，作家怎麽辦？作家通常並不是讀者的智囊，當人生當中缺少一個好方法時，通常不是由他發明。他該把那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擱置呢，還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不計任何方法？讀者是應該忍受問題存在，還是寧可在問題解決以後忍受其後遺癥與副作用？何去何從？常常引起有關人士的辯論。

作家們對此頗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指出，作品對問題的解決乃是藝術上的解決，並非事實上的解決，文學藝術是“非功利的”、“非實用的”。如果一篇小說的結局是主角殺人，並非意味著事實上有此需要，而是如此安排有更好的藝術效果。《老虎與美人》裏面，國王為了懲戒正在戀愛中的一個青年，迫使他在虎柙之前冒險，那不過是要在悚栗震撼中顯示命運的詭秘莫測，而非表示國王所用的辦法可以推廣。另外有些人認為把人類的錯誤、愚蠢揭露出來，使世人知所警誡，也是文學的一種功能如果一篇小說的結局是殺人，其效果也許是使讀者心中消弭殺機。

這些話當然很對，不過容我指出，作家的用意本來可能是警世，但有時亦往往適得其反，劉伶“醉死”，何足為訓？但世上豈乏追慕“大人先生之風”的酒徒？多年前有一“神偷”，不知作了多少案子，後來忽然悔改信教，到處演講教人如何防賊。他的演講很有獨家之秘，但據說，有許多小偷追隨聽講，從中吸取經驗，改進自己的技術。壞人的進步總是比較快些。有人告訴我，他已搜集了二十種考試作弊的方法，皆有奇效而鮮為人知，他要用每一種作弊的方法作題材寫一個短篇，然後結集成書。他辯稱這是把弊端公開，使監考工作嚴密公正。我問，這如何能使學生不買這本書，只有監考的先生買這本書？我追問：你寫這本書時心目中潛在的顧客究竟是學生還是教師？他不能答覆。

保存人生經驗是文化大事，有些經驗尤其是情感方面的經驗，要靠文學作品保持傳遞。歷來有一種主張，如果某些經驗足以助人為惡，作家就應該把那經驗隱瞞起來。但是，站在作家這一方面看，隱瞞、粉飾、塗改人生經驗，可能要偽造人生，結果不免貶低文學的地位，使作品的素質下降，作家總是持文學本位的。再者，每一作家都會設想：我個人犧牲文學上的目標，別人是否也一樣？如果只有我一人犧牲讓步，徒然遜人一籌，於社會人心何補？作家總是持個人本位的。

我想，作家必須守住他的崗位，即使受人誤解，受人惡意批評，也在所不辭。但是，倘若作家從人生中汲取的是濁水，倒入人生之中仍是濁水，終非偉大的作家。我們希望他能以藝術造詣、人格修養、思想境界蒸餾那水，過濾那水，變濁為清，再還給湖海江河，他提高了人生，也提高了文學。作家表現人生，並不是像從山上搬一塊石頭那樣展示給讀者，而是像蠶吐絲那樣出自胸中，人生先進入作家的心靈，再化為物質媒介，然後這媒介再進入讀者的心靈，即使人生齷齪，只要作家的心胸不是齷齪的，作品就不會齷齪，只要作品不齷齪，讀者的心靈就不會齷齪，至少不會增加齷齪，其間絕未偽造，只是升華，絕非隱瞞，只是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