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男婚女嫁的婚姻大事，不只要有父母之命，還要經媒妁之言，二者缺一不可，至於男女二人的相不相愛倒在其次，劇名叫《花為媒》，並非真的是指花為媒，所以《花為媒》裏也有兩個媒人，一個是張家的，一個是李家的，兩個媒婆都替王俊卿說媒；演張五可的媒人姓阮，在戲裏張五可叫她阮媽媽，電影裏演張五可的是“國聯”五鳳之一的甄珍，演阮媽媽的原定李麗華，而且也拍了一天洞房的戲，只是第二天小咪姐忽然打了退堂鼓，可能越想越不值得，當了一輩子的主角，臨別收山之前，竟替一個小姑娘挎刀演個配角，而且演個醜婆子，當然後悔了，但她事前答應我，也收了我的定金，臨陣退縮總不大對路。所以演過第一天戲，收工回家之後，就打電話給我：“兄弟，可不得了啦，姐姐得了心臟病了，剛才演戲的時候，就覺得胸口悶得慌，心跳得好亂，剛才到宏恩醫院去看了看，醫生說我膽固醇過多，所以血管開始硬化，馬上要休息三個月，兄弟呀，你要能等就等，不能等可別耽誤了你。”小咪姐和胡錦一樣，也是京劇世家，日常生活裏有時也演演戲，睜著兩眼說瞎話的本事，比誰都強，何況在長城公司還演過李萍倩導演的《說謊世界》。我一聽，當然心知肚明，但是我和馮明遠簽了合同，有李麗華沒李麗華的制片費當然兩樣，不過我了解小咪姐的難處，再說強扭的瓜不甜，所以馬上說：“哎喲，那您可得當心，甚麼都是假的，身子股兒要緊，有道是甚麼都能沒有，就是不能沒錢；甚麼都能有，就是不能有病。我看，既然醫生叫你休息，您就不要想別的了，一心養病吧。我明天和馮伯伯研究一下，把戲停下來當然不可以，改劇本也不行，因為唱歌已經在香港收好了，我們研究一下，看看換個甚麼人吧！”

她大概早替我想好了，所以馬上說：“胡錦嚒！這小妞兒不錯，挺會演戲的，我看你們換胡錦吧，何況她又是你們國聯的基本演員。”我一想她說的倒是真的，第二天就叫馬漢英把胡錦找了來，告訴她，原由李麗華演的阮媽媽，改由她演了，她開始還有些不大相信。

胡錦說：“哎呀，導演哪，我才十九歲呀，你叫我替李阿姨演媒婆兒阮媽媽，不覺得我嫩一點嗎？”

我說：“行，誰說不行？演員嚒裝狼像狼，裝虎像虎嚒，生旦凈末醜，神仙，老虎，狗，甚麼都得演。”就這麼著，胡錦第一次拍了我導的電影，演出了《四季花開》的阮媽媽。

說真格的，她演得還真不錯，可惜《四季花開》拍完之後，有人向台灣政府寫黑信，打小報告，說《四季花開》是抄襲匪片《花為媒》的，所以一直不通過，雖然我找了很多資料，證明《花為媒》早在解放前就經常在舞台上演出，芙蓉花、李小露、白玉霜、喜彩蓮都演過，而且在台灣也演出過，可是盡管你說出大天來，他說不準就不準。

其實，我初到台灣和邵氏公司打對台的《七仙女》，不但是由大陸片的《天仙配》改編，而且唱詞、場次，全部一樣，除了鏡頭和導演的手法不同之外，根本就沒甚麼分別。那時邵氏公司同時用四個導演（嚴俊，何夢華，胡金銓，陳一新，原名陳又新，可能因為“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都不夠吧，所以再加‘一’新”），四個攝影棚拍了十九天，而我單槍匹馬的《七仙女》祇拍了十七天半，拍攝的過程中港台兩地的報刊雜志上每日都有報導，連蔣總統都問：“怎麼樣，我們的《七仙女》怎麼樣？”

在他的心目中認為“邵氏”的《七仙女》是“他們香港”的，而“國聯”的《七仙女》是“我們台灣”的，那時也沒人敢說兩部片中哪部是抄襲匪片的，更沒有人敢寫黑信，打小報告，因為知道寫也沒用。

可是《四季花開》不同，由於我到台灣之初替我發行影片的聯邦公司，不肯清楚的結算片款，所以大家爭執不下；有道是談錢傷感情，“利越近，義越遠”，當然弄得大家不歡而散。記得小時候在胡同口唱兒歌，有幾句說得很妙：“有我來，我不來，沒有來，起哄台。”於是一塊錢新台幣，可以寄一封黑信，請兩圍酒席就可以買通當時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加上他們禦用的影評人，每天在報屁股上添油加醬；於是不止我拍的《四季花開》是抄襲匪片，連我根據高陽原著《緹縈》改編的同名電影，也因與“匪”一個鼻孔出氣兒，為“匪”張目而險些胎死腹中。

據說一位陳姓的大作家，在黨部開會的時候，曾拍案大叫：“一定要把李翰祥的《緹縈》停掉，有道是毒蛇咬手，壯士斷腕，不然遺禍不淺。”聽說最近這位大作家也經香港去大陸探過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