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哪年哪月哪一天”可是張艾嘉導演的影片，而是王豪見鬼記的那天，剛好有一個叫傑姆斯的美國夫婦住過那間房，不過住了一天就搬出去了。

燕姐說完之後，還加了句註解：“所以有很多信不信由你的事還真是不由你不信。”

於是也勾起我一次在台灣遇鬼的事，一般人說神道鬼總是我爺爺說怎樣怎樣，或者我奶奶說如何如何，可我說的絕對是我親自經歷過的事：

一九六三年的九月份，我和朱牧一起到台灣組國聯公司，開始住在台北火車站前的一間大酒店裏（並非忘記名字，也是怕影響人家生意）。

白天除了到處拜會之後，就到處閑遊散逛，因為心裏牽掛著很多事，所以飲酒也有個分寸，加上那時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晚上腦袋一沾枕頭就睡著，連夢都沒有一個。可是，有一天晚上居然發生了奇事。

其實，我除了在家和張翠英住在一間房外，出外很少和人同睡一室的。

那次也許因為“雙十節”前後，所以很多酒店都住得滿滿的，祇好和朱三爺同居。

還好，三爺睡覺還相當斯文，沒有甚麼聲音，要換了劉二哥睡覺不僅鼾聲大作，而且咬牙放屁，叭噠嘴，不一而足，外加兩只腳巴丫子，實在臭得要命。有人考證，香妃的香，其實就是狐臭。如此說來，要是劉二哥生在乾隆年間會份外得寵也說不定。

我們住的那間房，是兩床靠墻並列，床前是一張大玻璃落地窗。

那天晚上，我們回房已將近十二點，和三爺先後沖完涼之後，即刻睡倒。

沒多久，就覺得一陣陣周身發冷，兩腿發麻，忙坐起身，用手在腿上按摩了一陣，才發現睡前連窗簾也沒拉，所以月光由紗簾透入，再看看旁邊的朱三爺，睡意正濃，於是把窗簾拉好，重新睡倒。

就在似睡非睡的時候，忽覺得有只手由被底伸入，順著我的腳跟一直往上摸，那只手冰冷冰冷，我馬上由夢中驚醒。

當時還有點不太相信，不聲不響地把腳踹了兩下，不踹還好，一踹真是大吃一驚，原來那只手把我的右腿一把攥住，我當時用力一掙喊了一聲：“媽！”

坐起身後，睡在我旁邊的朱三爺，也一個鯉魚打挺地坐了起來，忙問怎麼了，怎麼了？我張口結舌地說不出話，等靜下來之後，才說：“沒事，沒事，大概是在作夢。”三爺噢了一聲，起身小解，我等他睡下，也重新臥倒。

告訴你，信不信由你，那時我剛把身子躺好，那只手又從被底摸了上來，依舊冰涼冰涼，我大叫了一聲，馬上翻身坐起，要不是朱牧走來我床前，用手朝我臉上拍了兩下子，我還真許背過氣去。定了定神，看看床前站著的三爺，再看看由落地窗透進房裏的影子，擰了擰大腿，咬了咬手指都證明絕非夢境，就一五一十地把經過告訴給朱牧，看朱牧一邊安慰我，也一邊發毛，他忽然蹲下身，朝床下望了望，半晌站起來搖搖頭，沒甚麼啊，甚麼也沒有啊，睡吧，大概這幾天太累了。我還是不大放心，也下地向床底下張了張，的確是一無所有，看了看床頭櫃上的手表剛剛一點半鐘，忙跑到沖涼房裏用冷水澆了澆頭，然後站在床頭踢了踢腿，拔了拔正步，三爺坐在床上楞楞地看著我，一見到我躺下，他才重新睡倒。也就是半個鐘頭之後，我剛要入睡，就聽朱牧大叫了一聲，我在床上忙一回頭，三爺翻身，已經站在床前；這回輪到我寒心了“怎麼啦？怎麼回事？”“是一只手，一只手。”他說：“真的是一只手，一只又冰又冷的手。”我不信鬼，但一直到現在出門旅行，住在酒店裏，一定是先朝床底下看看，睡的時候，也都把腳用被單裹得緊緊的。所以，張翠英常常取笑我，說我跟這個“有一手”，那個“有一手”，其實我真正怕的是“那一手”。

第二天，我們就搬到別的酒店，朋友替我們找房子，他先是奇怪我們為甚麼一定要搬；後來千辛萬苦找到了房子，還告訴我們這是天大的面子，人家聽說是《梁山伯祝英台》的導演，才肯把房子讓出來，不然你們兩位就搬到北投去吧。

燕姐提起王豪就滿腹牢騷，我知道他們因為在中電三廠拍《神出鬼沒》而認識的，戲沒拍到一半就傳出王陳熱戀的消息。風聲傳到香港，王豪的夫人阿胡，還挺看得開，也許王豪在外邊拈花惹草慣了，所以阿胡也就眼睜眼閉的裝糊塗，好像有一種鳥，主人把彈子朝空中一扔，它就展翅搖翎的飛上天，迅雷不及掩耳的把那彈子，銜在口中，然後飛回主人身旁，只要主人餵一顆老米，就乖乖的蹬在架子上，北京人把這種鳥兒叫“老西兒”，在空中接彈兒的動作，叫：“老西打彈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