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五四運動發生將近20年的時候，維新派的梁啟超就帶來了一個有趣的隱喻：新的中國應該是少年中國。從此，“老年”就與腐敗、陳舊的文化想象相關聯；而“青年”則成為嶄新的、進步的、革命的。而五四運動以來，“青年”更是被賦予了特殊的歷史使命。進化論的出現，海派知識分子對教育下一代的期望，種種文化的驅力，把“青年”推向了中國歷史變革的前台。

由此，在中國現代歷史中，各種各樣的革命思潮和政治運動，都被打上了青年政治的印痕。激情四溢的啟蒙主義文化與浪漫多姿的理想主義思潮，成為中國革命政治的特殊魅力。“青年”就不是一個僅僅與年齡和心智相關的概念，而是牽連到身份、信念、黨團和階層的概念。

簡單地說，作為一種文化敘事的核心概念，“青年”成為值得關注的社會神話。

我們曾經賦予這個神話以許多特定的含義。新青年、社會新生力量、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接班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青年”都被賦予“社會政治主體”的意義。在曹禺的《雷雨》中，周平對周樸園的抵抗和妥協，被看作是新青年心路歷程的寫照；而在王蒙的小說《青春之歌》中，那群騷動不安的年輕人，成為萌發著希望、孕育著生機的新中國象征；在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中，年輕人更是代表了改革的動力、真誠的人生和未來的生活……

有趣的是，當歷史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我們突然遭遇到一個現實：這個曾經在中國歷史上叱咤風雲的“青年”，消失了。在當時極其流行的校園民謠中，我們讀到，代表了“青年”主體的大學生，還沒有離開青春，就已經開始懷舊了。校園的種種美好，變成了歌曲中充滿傷感又飄若煙雲的“非現實”，而現實的人生，卻總是令他們迅速成熟，令他們在應接不暇之中變得沈默寡言，失去童話的愛情和熱情的理想。

在這個時刻，年輕人依舊年輕；但是，“青年文化”獨有的理想主義光輝、啟蒙主義沖動和個性主義追求，卻已經煙消雲散，變成了歷史敘事的遙遠記憶。市場經濟的來臨，消費主義大潮的興起，我們不難看到，“青年文化”已經被“青春文化”所替代。

這種替代的過程，呈現為兩個截然相反的趨勢：青春文化的低齡化趨勢和青年文化的老年化趨勢。換句話說，“青年”要麽變小，要麽迅速變老：校園里面天真幼稚，畢業一夜，成熟精明。

大眾文化的享樂主義與社會生活的市儈主義，乃是這兩種趨勢的文化根源。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年輕人，逐漸面臨兩種與此前的年輕人不一樣的命運。

上個世紀80年代的恢復高考，造就了大學校園中無數離鄉背井的年輕人獨立生活的狀況。他們離開父母，雖然依賴匯款單，但是，經濟卻相對獨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購買行為。盒帶、言情或武打小說，因為有了這群年輕人，而逐漸成為流行商品。商人們開始為了年輕人定制商品。在此之前，工廠很少把他們作為消費的主體來對待。當牛仔褲和文化衫成為商品的時候，“青年”也就變成商品文化的新的產物。在這樣的時刻，中國的青春文化萌芽了。

緊接著，獨生子女時代來臨了。年輕人可支配的家庭資金日漸豐厚。動漫卡通、奇幻電影、耽美文學與網絡遊戲，大眾文化的生產者鼓勵年輕人用“迷戀”的方式來發生消費行為。五四政治廣場被超女的電視廣場所替代——同樣的年輕，同樣的嗓門，喊出了不同的熱情和口號。在這里，啟蒙中國的激情被消費生活的激情所替代，塑造自我的理想被狂歡體驗的夢想所替代，充滿烏托邦精神的青年文化，被享樂主義的青春文化所替代。

在這種文化中，人們沈浸在過度美好的想象里面，恒久停留在童年的夢境之中。

而一旦離開校園，童年期的“青年”就會突然長大並迅速老化。在張元的《綠茶》這部電影中，我們看到一個女孩子的校園生存和社會生存的截然不同的面貌。這個面貌變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隱喻：要麽清純可愛，要麽成熟精明；要麽是年輕的女孩子（青年的女性化），要麽是老辣的社會人（青年的中年化）。

顯然，理想主義的喪失，功利主義的崛起，造就了我們“青年消失”的現象。

相對而言，功利主義是與理想主義相對的一種價值觀。前者主要是以個人生活欲望的滿足為生活的標準；後者則乃是一種宏大敘事，往往用集體、民族、國家的名義營造個人行為的價值。

功利主義的優勢在於，它更多地讓人們關注現實問題和社會問題，尊重個性的發展，趨向於建立這樣一種信念：個人欲望的滿足，要通過他人欲望滿足的方式來實現。因此，功利主義乃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道德意識。但是，其弊端也是明顯的：功利主義放棄了理想主義者的烏托邦精神，沈澱著庸俗的實用主義和市儈主義的色素，往往缺少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識。

我們由此告別了“青年”。在消費文化盛行的今天，“青年”只能作為一種文化的幻覺，作為一個消費的符號存在。而年輕人對理想主義熱情的放棄，已經讓我們看到，只存在青年的消費者，不存在一個青年的社會行為者了。（愛思想網站 2010-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