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制作人員與影片主人公走得太近，影片中的人物，幾乎成了他們本人的化身。身處銀幕之外的導演或編劇，將自己的欲望、幻想、激情投射到銀幕上的人們身上，讓屏幕上的影子們做出自己在平時想做而不能做到的事情。一個人在現實中不能橫沖直撞，但是他可以換一個方式，讓自己在電影中直撞橫沖。一個人不能在現實中舉辦“人生告別會”，那樣顯得離奇乖戾，但是他可以讓電影中的人物來替他做。電影《非誠勿擾2》，處處散發著編劇王朔（前頑主）的氣息。

但是這樣一來，帶來另一個問題——制作者當然是愛自己的，珍惜自己的羽毛，維護自己的形象，因而他影片中的主人公，也會相應變得養尊處優、皮肉不傷、一貫正確、春風得意、刀槍不入，乃至高高在上、發號施令，讓其他人圍著自己團團轉。《讓子彈飛》有一個遊戲般的格局，在確定好人壞人的光譜之後，主人公一路打通關，所向披靡。《非誠勿擾2》中看出一點悔意來，但是不會說出自己的錯誤在哪里，如何承受這些錯誤，並讓觀眾看到是否願意修正錯誤，只是急於得到某種最終結論——“他不是壞人”。或者干脆“他不疼”，像個“不倒翁”。

這是十分中國特色的，與我們其他的觀影經驗相去甚遠。我們看到太多影片中，即使是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也有憋屈的時刻，孤獨無援、身處困境一籌莫展；也有被打得鼻青臉腫，飽受老拳奄奄一息；也有因為自身錯誤而接受懲罰，因自身軟弱、輕敵或判斷失誤，從而失去良機陷入絕境。他們是“英雄”，但並不是一貫英明；他們是“主角”，但是同樣得接受種種限制。

“hero”這個詞，既指“英雄”，也指敘事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在西方它有一個古老的出身，最早指古代神話中半神式的英雄。所謂“半神”，含義很清楚，那就是他作為人，擁有人的局限性、缺陷、弱點等。有時候是自然條件的限制，比如在古希臘神話中，阿伽門農的遠征軍，在行進的過程中遇到強風暴，讓他的船隊停滯不前，面臨復沒的危險。有時候是某個前定的境況，也使得人失去他光榮的一生，比如俄狄浦斯王帶著那個可怕的詛咒降臨人間。再比如“阿喀琉斯之踵”這個比喻中所包含的，因為是凡身肉胎的人類，所以他不能為所欲為。

問題還不在於是否存在著某種限制，更在於是否能夠接受這些限制，視它們為自己處境或者命運的一部分，將它們在自己身上安放下來。人不僅是作為主體，向這個世界索求和索取，他同時也是一個“受體”，能夠承受落在他身上的那些東西、承受砸向他腳面的力量，對於它們能夠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應。

一個再桀驁不馴的人，身手不凡的人，也有倒大黴的時刻。倒黴就是倒黴，你不能將倒黴的時刻說成不倒黴；栽跟鬥就是栽跟鬥，你不能將栽跟鬥說成正好是升華和超越，在面對逆境時，你不能采取一種死活不承認、不認可的態度。一個人無比狂妄，什麽都不放在眼里，當他試圖超出一個人的形狀，他便很可能失掉了人形，失掉了用來界定人格的那個框架（“格”）。

意大利導演萊昂內開創的“通心粉西部片”，在上世紀60年代橫空出世。美國演員伊斯特伍德，是這些片子里的招牌演員，墨西哥披毯、帽子、嘴角上的煙、出槍快、嚴峻中透著松散、沈著中混合著嘲諷，是伊斯特伍德本人的招牌招數。不善言辭成了他力量的一部分。然而即便如此，萊昂內也沒有將他弄到刀槍不入、毫發不傷的地步。

在“鏢客三部曲”中的每一部里，伊斯特伍德都有大吃苦頭的時刻。《荒野大鏢客》（1964年）的故事，發生在美國墨西哥邊境上的一個小鎮，當地兩大家族互相爭鬥，欺壓百姓，強占民女，弄得小鎮雞飛狗跳。孤身一人的伊斯特伍德設法讓他們火並，其中讓死人派上用場的做法為姜文《讓子彈飛》中所再現。當伊斯特伍德放走瑪麗索一家三口，他轉身成為虎狼的食物。像一個面粉袋子似的，他被眾人推來踢去，從頭到腳血肉模糊，右眼腫得只剩一條縫，像瞎了一樣。高大俊拔的身材只能在地上拖著爬行。

在《黃昏雙鏢客》（1965年）里，為了拿到通緝令上的巨額賞金，伊斯特伍德鋌而走險。但他很快受挫，另一個實力相當的家夥也在獵取同一目標，李·範·克里夫扮演的這個角色既冷面又溫情。兩個神槍手在一場互飆槍法之後決定合作。萊昂內影片中的一大特色——男人間的友誼從這部片子開始。香港導演吳宇森曾表示自己深受這位意大利奇才的影響。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這倆哥們轉移通緝犯從銀行偷來的巨款，翻越墻頭時正好踩在精明十足的通緝犯本人的肩上。要倒黴一起倒黴，走背運一起走背運。這回是兩個“面粉袋子”被狂毆，被踢來踢去。

在讀到《黃金三鏢客》（1966年）的劇本時，伊斯特伍德抱怨道：“在第一部里，我是一個人。在第二部里，成了兩個。這部是三個人。如果繼續下去，在下一部，在我周圍可能是一個騎兵隊了”（見《萊昂內往事》）。當然他最終還是以極佳的專業水準完成了這部影片。這部影片進一步發展了“雙鏢客”里的三邊關系，將主人公直接發展為三個：醜人、好人、壞人。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用這三個角色給所有人類成員大致分類。人們當中不僅是好壞之別，另有一種人屬於醜人、醜角。葛優在《讓子彈飛》中屬於這一類。可憐葛優至少曾經也是“壞小子”，一個“不服的主”，如今他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其棱角已經消磨殆盡。他怎麽就不想與張麻子稍微爭一下呢？在陳凱歌的《趙氏孤兒》中，葛優同志徹底變成一位渾渾噩噩的和事佬。

《黃金三鏢客》中的醜人圖可，外貌憨實醜陋，但是並不缺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形狀。他與好人伊斯特伍德始終是既合作又對抗的雙簧關系，他本人也是一個支撐點。他扮演被通緝的死刑犯，由伊斯特伍德將他捉拿歸案，接著伊斯特伍德去劫法場，神槍手遠遠地打斷吊繩，開槍嚇唬周圍的人們，圖可得以逃脫。換一個地方，他們再來扮演一遍，伊斯特伍德得到的賞金兩個人瓜分。後來圖可居然有機會將伊斯特伍德掛在房梁上，他們之間的關系掉了一個個兒。

圖可瞅著機會就想鹹魚翻身。他們一路尋寶，機緣巧合，圖可騎在高頭大馬上，伊斯特伍德跟在馬屁股後頭。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伊斯特伍德快要渴死了，不僅嘴角起泡，滿臉也都是泡，額頭上堆滿燒起的死皮，徹底“破了相”，小人圖可連洗腳水也不給他喝上一口。伊斯特伍德沒有辦法。他必須忍受，他只能忍受。他不能沖天而起拔出槍來，時機不合適。他不能隨意撒瘋，那樣很危險。這對活寶一路走過去，稀里糊塗地加入南北戰爭，還炸了一個大橋，不問自己參加的到底是南方軍隊還是北方軍隊。最終伊斯特伍德對圖可還是十分仁慈，將屬於他的那一份給了他。

從被狂毆中重新站起來，從奄奄一息中恢復過來，從被羞辱的處境中得以解脫，這種復原本身就是一種奇跡，也是力量的證明。能受傷害並不意味著失敗或孬種，而更加體現了一個人的完整性，他的人性，他的柔韌和堅強。當一個人不僅作為主體，也作為“受體”時，才能更加體現出他人性和理性的特質。後者意味著不輕舉妄動，不認為自己是不能受到質疑和限制的。而不能認識自己的條件，不能認識自己的處境，不能認識自己局限性的人，無異於野蠻人。

萊昂內的《美國往事》（1984年），根據哈里·格雷的黑幫成員傳記小說《小混混》改編，這是一部有關年輕人的傷心史。這部混合著暴力與柔情、粗俗與優雅的影片，是萊昂內的巔峰之作，也是許多中國電影人心目中的聖殿，包括許多籍籍無名的電影學徒。輝煌的頂峰由更多的黑暗鋪就。2001年底，中國有一部紀錄片叫做《男人》（導演胡新宇），其中的主人公憤世嫉俗，滿口粗話，卻同時以“面條”自居，覺得自己十分像萊昂內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女朋友也為了一個虛榮的前程棄他而去。

然而“面條”不是一個天生的挑釁者，不是那種貌似“文藝貴族”，覺得自己別具一格高居於眾人之上，因而有理由犯難作惡，到頭來肯定會有人替他們兜著，讓他們得到解脫。萊昂內的“面條”處在一個徹底絕望的環境當中，小小年紀混跡街頭、夥同作案，他是出於無奈，而不是“表演”；是因為家庭和自身條件的限制，而不是為了趕時髦或服從某個小團體的需要。他是需要實實在在付出代價的，他坐牢沒有人代替他，沒有人提前釋放他。他必須踏踏實實在里面待上15年。他不可能是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馬小軍，照著別人的頭部一磚頭砸下去，沒有任何後果。

他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當“流氓”有任何了不起，因而可以“鄙視”其余不當流氓的人。他沒有學會將蔑視和踐踏他人，作為自己快感的來源。他不需要通過當上“流氓”，來取得令人矚目的霸主地位。他有自尊，也有自卑。強奸女友那一場戲，是他心中痛的釋放，是絕望的體現，是一種全然失控。他事後無法將這件事得意地講給別人聽，作為炫耀，希望給人造成一個印象，他占有了誰，他拍婆子有本事。那一刻他大水漫過頭頂，他不是想要去毀掉一個姑娘，而是一心一意想要毀掉自己。他失去了一切。

原載 《財經》雜志2011年第07期（愛思想網站 2011-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