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事，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我們的歷次運動中都有這樣的人。我衷心希望同學們可以多了解一下我們國家的歷史，包括我們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等等。對這種歷史不了解、沒有記憶，對咱們國家沒有好處。我所說的這些，我們可以看一下幾位有名的人：某作家的親弟弟曾為了表現積極，以子虛烏有的事告發了那位作家;某大畫家向公安局告密，直接導致詩人聶紺弩入獄並被判無期徒刑;某著名學者被組織要求做中央某部的臥底。

工具之惡還表現在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獨立人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一種利己人格。“批林批孔”時，很多大知識分子充滿矛盾和焦慮，比如梁漱溟和馮XX，作為大學者，他們對孔子是充滿敬意的。但是在73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馮XX在報紙上公開發文，由一貫的“尊孔”轉變成“批孔”，這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而相反，梁漱溟始終不表態。我認為梁漱溟是很令人尊敬的。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像馮XX那樣的學者，因為他當時也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無論怎麼講，客觀上像馮XX這種情況，實際上是在行工具之惡。

當制度使某些人人格扭曲的時候，制度是主要原因，但是話說回來，還是跟自身的人格有關系。為什麼梁漱溟就能做到?如果廣大的知識分子都有獨立人格，事情其實未必有那麼可怕。我注意到一個現象，某種特定的時候，上面要如何如何，但是我發現很多的文化名人有他們自己的獨立思考，並不順著桿子往上爬，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尤其是現在，比起文化大革命，政治清明了很多，希望以後不要出現這樣的歷史悲劇。

還有“損人利己之惡”。錢理群這句話大家應該都熟悉：“現在一些大學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

我們身邊也有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占座。我到食堂里，看見有東西在桌子上面，但是那個位置半天都空著。我們仔細想想，其實這也是損人利己的事情。食堂的座位、教室的座位，你把東西擱在那里實際上就是降低了使用率，浪費學校的公共資源。還有就是類似於告密、諂媚、讒言之類的，我不知道同學們之中有沒有這個現象。尤其是對於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等問題，如果你對一個同學不滿意，直接跟他講，用正確的方式，當面批評。而如果不提醒他，卻在領導那里告發，我不提倡這種行為。

另外一種是“痞子之惡”。一位年輕人，摸了寵物狗一下，就被狗的主人逼得下跪;酒吧里一個人看了另外一個人一眼，被打成重傷。

還有“人格分裂之惡”。清華大學劉海洋把硫酸潑到狗熊身上;長沙某高校的學生與班上兩名女生發生戀情，造成感情糾葛，後來把其中一個女生殺害，並且碎屍、拋屍。

接下來說說“濫用權力之惡”。如某縣建設局局長，竟因家中的一塊瓷磚被農民損壞而串通交警部門對其開出一張巨額罰單。大家耳熟能詳的薄熙來和王立軍也是濫用權力的典型。我們一位校友是中國電子集團下的某公司董事長，他們公司是目前中國生產安防產品的最大公司，當年重慶政府就用他們的安防設備。他告訴我，在為重慶公安局安裝設備時，某一天正好碰到王立軍，由於安裝噪音，幾位工人遭到王立軍的訓斥與責罵，當時安裝人員爭辯解釋了幾句，最後被強行帶走。最後，在電子集團高層介入後，幾名工作人員才得以釋放。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王立軍等人竟因這點小事而濫用職權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由薄熙來事件可以很容易聯想到文化大革命，更嚴重的惡就是“專制之惡”，那可是大惡。前不久金正恩處死張成澤，引起了軒然大波。金正日葬禮上扶靈的七個人大多已被整肅，真可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當今社會的惡我們或許已經親身經歷，歷史上的惡我們也有所耳聞，那麼我們需要思考：有一些惡在法律上是難以懲治的，但我們該怎麼去避免這各種各樣的惡?如何避免平庸帶來的惡?又怎麼去避免我們自己可能存在的人格上的“平庸”?大學生都應該去思考，如果我們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有健康的人格，那麼實際上也不容易形成專制的土壤。反之，我們的國民中，如果很多人都有著不健康的人格，那麼在這樣的土壤上也很容易形成專制。所以我們所有人都有一份責任，人格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現代人格的主要成分

現代人格的主要成分，大家從一些書上可能有所了解，比如心理學把人格劃分得很細，而我今天講我們大學生主要需要的三個方面：法權人格、政治人格與君子人格。

法權人格，核心就是人的基本權力，人生而平等。我們要理解與尊重人的生存權，從西方啟蒙時代開始那些思想家就在追求自由、平等，馬克思也強調自由、基本的人權、人的尊嚴等等。

今後你們一部分人可能從政，即使不從政，但是對從政的人要要求他們具有什麼樣的政治人格。有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老領導反思，覺得共產黨也要講政治倫理。以前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落到那樣的下場，這是毫無政治倫理的表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喪失政治倫理的事例太多了。

說到政治人格我想拿一個人作為例子——去年去世的曼德拉，我發自內心地敬重這位偉大的人。在南非的土著中，他算是出身高貴的。他坐了28年的牢，一般的人，哪怕是很有才華的人，坐28年牢後出來，都很難想象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曼德拉坐牢28年，期間受到很多非人的待遇，他堅強的意志一直支撐著他，真的令人佩服。他請求監獄為他在院子里開辟一塊小菜園，並且堅持鍛煉，做俯臥撐等等。這還是次要的，更令人欽佩的是他出獄之後，說過這麼一段話：“當我走出囚室邁向通往自由的監獄的大門的時候，我已經清楚自己若不能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他很清醒，就是一定要把痛苦和怨恨留在身後。如果出獄了想的就只是要報覆之類的，他認為這會使自己的心仍然在牢獄之中。他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獲得解放，奪走別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見和短視的鐵柵囚禁著。”

政治人格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尊重少數人的權利”。曼德拉說，“我為反對白人統治進行了鬥爭，我也為反對黑人統治進行了鬥爭，我懷有一個界定民主與自由社會的美好理想，在這樣的社會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處，有著平等的機會。”這也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思想。政治人格中以人為本是非常重要的。幾千年前，管仲就講過：“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另外，政治人格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理性，然而現實卻恰恰有許多非理性的事。大躍進的時候，我讀小學，雖然很小，但那個時候我已經能看到很多非理性的事情。農村把家里的鍋什麼的都砸掉去煉鋼鐵，然後講我們煉出了多少鋼多少鐵，太荒唐了。文化大革命，那更是非理性。非理性就很可怕。今天朝鮮的金正恩，現在聯合國說他反人類，前幾天聯合國文件還在講這件事，大體意思是金正恩對朝鮮的反人類罪是負有直接責任的，這是肯定的。而我們講曼德拉、甘地等，這都是理性的代表。理性就會有民主，會有寬容。當然政治人格的理性還會影響到社會，理性當然會符合社會和自然規律，也會有利於競爭發展，這也是社會和諧的象征之一。

還有一方面的政治人格是忍讓。鄧小平是忍讓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曼德拉的忍耐是另外一種，我覺得他是很理性的。當然，咱們中國傳統文化里有一種忍耐，我不太提倡。舉個例子，武則天時候，宰相婁師德的弟弟要去做官，婁師德就問他：你要去為官，是不是準備好了?他弟弟說：我準備好了。他說：你怎麼準備好了呢?婁師德的弟弟就講：別人要是往我臉上吐唾沫，我只是把唾沫一擦，不去跟他一般見識。婁師德說：這還不行，你不要擦，就讓那個唾沫自己干掉。這個，有點太過了。還有韓信忍胯下之辱，勾踐臥薪嘗膽，這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故事。

政治人格需要大氣。曼德拉很大氣，這種大氣是政治家非常寶貴的一種品質。不說政治家，就是一般的領導，也要大氣。我講歷史上一個顯示大氣的故事。吳越王戰敗的時候，宋朝皇帝趙匡胤的臣子就告訴他，吳越王是有謀反證據的。後來吳越王去覲見宋太祖，太祖很客氣，還交給他一封信，說這封信現在不要打開，回家了再看。吳越王離開的途中，打開一看，信上寫的全是他謀反的證據，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那講的是事實，但是趙匡胤卻禮遇他，沒有殺他，他很感動。所以，後來趙匡胤的寬宏大量就使得吳越王非常忠心。所以有時候，大氣是很有用的。另外一個是李世民的例子。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靠政變上台，他以前不是太子，太子本來是李建成。政變之後有人向李世民告發魏征，說魏征以前參加過李密和竇建德的起義軍，李竇失敗之後，魏征就在太子李建成的手下，並且他還勸李建成要殺掉秦王李世民。這樣看魏征顯然是李世民的仇人。然而後來李世民用了魏征，而且魏征經常敢於直言。李世民講，“魏征往者實我所仇。”就是說過去魏征的的確確是他的仇人，“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怎麼理解呢，就是他跟李建成的時候，為李建成盡心，這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李世民是這樣理解的，魏征每犯言勸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而魏征也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所以說大臣敢不敢說實話，關鍵看領導。彭德懷說了實話，結果如何?所以大家都不敢說實話了。

第三個方面是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中華傳統文化所強調的，儒家等很多地方都談到了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最核心的就是“忠恕”思想，忠心為忠，如心為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等等，我覺得這是傳統文化中很光輝的地方。君子講究仁，仁的本質是什麼?“愛人”與“孝悌”、“克己覆禮”。順便說一下，學者們認為禮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古人強調做人要知恥，有羞惡之心。龔自珍說“士皆知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前幾年，胡錦濤講八榮八恥，如此普通的東西為什麼仍然要總書記去講呢?大家要理解這良苦用心，因為當今社會上，不知恥的人不在少數。尤其讀書人更應該知恥，讀書人都不知恥，國之大恥。

君子人格講誠信。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在誠信這方面我們與西方某些國家相比顯得遠遠不足。並不是說西方什麼都好，只是說我們在某些方面文明程度的確不如人家，誠信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我曾說影響中國未來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誠信，大家不要小看這件事情。很難想象，如果誠信缺失，中國能夠崛起，能夠成為工業化、創新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