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培根(根叔)，生於1948年，湖北武漢人。1981年在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於1983年赴美留學，1987年在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獲得博士學位後回母校工作。2003年12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05年3月至2014年3月擔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

(第105期“心靈之約”講座，二0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同學們好!剛開學,估計大家比較閑，因為今天來了這麼多人。既然比較閑，那我就跟大家說幾句閑話。今天的題目就是“閑話人格養成”。

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幾乎古今中外的所有教育家，從蘇格拉底、孔子到近代教育家，比如杜威，甚至科學家愛因斯坦，都非常強調道德教育，而這其中人格是最重要的。咱們看古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家已經背得很熟了。杜威是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他強調教育即“生活”、“生長”和“經驗改造”。他講教育無目的論的意思是，不要只把學生培養成專業人才，道德才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終目的。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即知識”，這是他的哲學和教育思想主題，要學生努力成為有德行的人。愛因斯坦是大科學家，非常強調關於倫理教育。他認為“在我們的教育中，往往只是為著實用和實際的目的，過分強調單純智育的態度，已經直接導致對倫理教育的損害。”而且愛因斯坦強調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應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應該只是專家。做和諧的人，道德人格是非常重要的。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講，“教育一個人的知性，而不培養其德性，就是為社會增添了一份危險。”大家體會這句話，如果一個人學了很多知識，但是德行不好，對社會的破壞是很大的。仔細想想是這樣的，那些有知識而缺德的人，做出的事情會對社會產生很壞的影響。

我們看一看楊杏佛，此人在民國也算是名士了。他一九三幾年就去世了，當時只有30多歲，很年輕。他有一篇文章《人格教育與大學》，我讀了之後很感慨。他講“今日為國中禍亂之原者，不在不知有格之愚陋階級，而在知有格而不能為人之知識階級。”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說今天咱們禍亂的根源，不在於那些沒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在於某些有知識有文化知道有格卻不能很好為人的知識階級。咱們當代的大學生以後不能成為那樣的人，說道理都懂，但又不能為之，這樣國家就沒有希望。楊杏佛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說，“故欲挽狂瀾正風俗當自大學有人格教育始”，就是說大學要有人格教育。上面這段話說的是當年民國時候，但現在我們是不是也同樣能問一問今日之大學校長、教授何如?“野心者奔走權門，藉教育為政治之工具，自好者茍全性命，以學校為逐世之山林，本無作育之心，何能收感化之效?”不知道諸位同學看到這些是不是也想問一問咱們今天的大學校長、教授。當然，我也是其中一員。

幾種常見的惡

看看社會中常見的幾種“惡”，有些是歷史上給人們留下痛楚記憶的，有些是你們能感受到的。一種是“平庸之惡”。“平庸之惡”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說冷漠、麻木。當前在我們的國民之中，可能包括我們大學生，冷漠、麻木，是不是存在?在社會上我們常常看到的一些現象，大家也能感覺到世風日下。還有的人消極處世，一方面我們能看到社會上方方面面的問題，這樣那樣一些不好的現象，但我們不是積極、批判地去對待，甚至自己有時候也這樣，這種現象在我們大學生中時有出現。年輕的這一代物質上的東西想得太多，比如享樂主義、消費至上或是消費主義。還有自私、沒有責任感等等。所以現在有些人講“年輕人之惡”，我不知道這個提法對不對，我在這里是轉述給同學們。在你們看來，我們現在年輕人中間是不是存在某種“年輕人之惡”?有人(劉洪波)提到所謂“沙粒化傾向”。他講到青年，“真正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青年是什麼?是與新文化、社會思潮、社會行動力、社會理想與抱負連在一起的群體。”換句話講，青年應該崇尚新的文化、新的社會思潮，有行動力、有抱負、有理想。他認為這種群體是與初升之陽、朝氣蓬勃的意象相連，與國運民瘼同在的群體。但他感慨現在年輕人不是與新文化、行動力、理想抱負等等聯系在一起，“從此不再有青年問題，只有年輕人問題”。意思是什麼?他認為現在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政治意義上的青年問題，只有年輕人的問題;不再有理想問題，只有謀生問題;不再有青年社會，只有青年消費等等。我個人認為目前沒有這麼嚴重，不至於我們的年輕人都到這種地步了。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還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但是不管怎麼講，他所描述的這種現象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也就是說，在我們青年中間，在我們大學生中間，至少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極少數的人缺乏理想抱負等。

再有一種就是阿倫特所言的“平庸之惡”，這種惡就比較大了。漢娜.阿倫特是二十世紀很著名的一個哲學家，是一個猶太人。她1933年被逮捕，後來逃往法國，又到美國。1961年時，她在美國聽說以色列政府派出特工從阿根廷秘密逮捕了納粹戰犯艾希曼，就向一個雜志《紐約客》請纓，希望深入報道這個審判。後來她在1962年發表了一份報告，就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艾希曼，是二戰時期臭名昭著的戰犯，是黨衛隊的中校，侵襲猶太種族的指揮家。據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屠殺生產線每天要殺害12000人，到二戰結束的時候有580萬猶太人因此喪生。阿倫特說，“艾希曼不是惡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體現出的是平庸的惡。這種惡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將人變成覆雜管理機器上的一個齒輪，人被非人化了。人們對權威采取服從的態度，用權威的判斷代替對自己的判斷，平庸到了喪失獨立思想的能力，無法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本質和意義。”阿倫特認為艾希曼不是惡魔，也不是虐待狂。但我覺得這有點過於為他辯護，畢竟他殺害了那麼多人。但艾希曼這種現象有很多，比如在我們國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雖然沒到屠殺的地步，但迫害事情卻常有發生。我們年輕的學生可能不太了解文革那段歷史，但我希望同學們在閑暇的時候能多關心關心文革那段歷史。

說到“從眾之惡”，文革時候的從眾之惡是很普遍的，比如掃四舊，很多文化古跡遭到破壞。再比如反日遊行的時候，看到日本車就去砸。還有網絡上從眾的快意，講極端的話，覺得很痛快。我有時在BBS上看到大家的議論，有少數毫無理性，更談不上什麼責任感。

還有一種惡是“工具之惡”。具體分為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心甘情願地淪為別人的工具，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有很多人心甘情願地淪為某種工具。當然多數人是受蒙蔽，在誓死捍衛無產階級革命和誓死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旗號下心甘情願地淪為某種工具;還有一種就是被迫地成為某種工具，是很無奈的。但不管是哪種情況，都屬於沒有獨立人格。

我在這里舉幾個例子：1986年的時候，我國有三位著名人士發出了四十多封關於《“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的信，這三個人都當過右派，吃過不少苦頭，所以想開一個關於反右派”的研討會。我們某一位著名的科學家(曾經是大右派)就收到了這封信，他把這封信交給了中央和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並附了自己的一段話：“XXX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但與他們是不同的。”把這封信給了中央之後不久，他被增選為政協副主席。那位科學家是我從小就很敬仰的，但是他的這一行為讓我覺得很不解。如果你不願意參加這個研討會，不管是因為不同意這個研討會的觀點，還是怕惹火燒身，你都可以丟掉這封邀請信，權當沒收到，或者找個借口推拒掉，怎麼就告密呢?

後來我查到“監視告密”這一現象在我國的歷史上很早就存在了。據說我國第一個“告密者”是商紂王時代的崇侯虎，當時紂王任命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的女兒被紂王納入後宮，因“不喜淫樂”，被紂王殺害，九侯也被剁成肉醬。鄂侯爭辯了幾句也被做成肉干，西伯昌聽說之後感嘆了一聲。“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史記·殷本紀》)。西伯昌的感嘆並非當著紂王面，但是崇侯虎將此告訴了紂王，後來紂王就把西伯昌囚禁在羑里。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文王被囚羑里”的故事。原本西伯昌在崇侯虎面前發出如此感嘆，應該說這二人關系不錯，可恥的是崇侯虎竟然告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