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思想》第5期《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

 2006年末，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與賈樟柯的《三峽好人》在大陸電影市場同時公映，在首映會上，賈樟柯甚至帶有些許悲壯的隱喻語調說道，「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有誰還關心好人。」

 隨後的事件發展超過眾人的預料，賈樟柯炮轟張藝謀藉助行政資源壟斷院線，實行不公平的電影市場競爭，並且認為張藝謀的電影帶給中國公眾的是一種籠罩性的庸俗文化意識。而後「黃金甲」一片的制片人張偉平出來譏諷賈樟柯的票房低收入和《三峽好人》所獲得的威尼斯影展大獎。就在雙方激戰正酣的時候，廣電總局出面要求雙方緘口，而且禁止報紙繼續炒作雙方的爭論，這一次交鋒隨之也逐漸偃旗息鼓。

 暫時的平靜並不能掩蓋這次爭論背後的深層內涵，事實上，賈樟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的采訪中，已經詳細的表達了他對張藝謀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看法。在他看來，他之所以在這個時刻如此尖銳的批評張藝謀，是為了讓大眾認識到張藝謀所主導的電影生產機制與電影趣味問題。而更為有趣的是，盡管《三峽好人》票房低落，但是卻好評如雲，尤其是知識界的人士，幾乎一面倒的批判張藝謀，而去褒揚賈樟柯以及他的《三峽好人》，而相反的是，所有的娛樂報導卻是連篇累牘的跟蹤與「黃金甲」相關的細節。這背後所蘊涵的內容，已經超越了電影本身，而擁有極為豐富的時代診斷的意義，值得我們認真討論。

 賈樟柯在爭論中所提到的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張藝謀藉助行政力量，壟斷了大部分院線資源，而且賈樟柯認為，這些大片中所散發的價值觀也讓他非常擔憂，在他看來，「文化的作用就是帶給大眾一種思考的習慣，從而使這個國家人們的內心構成朝著一個健康的方向發展。」

 這樣的評論已經將爭論帶入到一個更大的問題中，當代中國的文化生產機制和國家的關系到底是如何的？

 如果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張藝謀之所以依靠《紅高粱》等電影成名，乃是走的是一條曲線救國的路線。《紅高粱》這部電影充分展現了那一時期張藝謀的攝像技術，在1980年代的審美氛圍中，透過濃重的色調表現個性的張揚和英雄主義，在那個時代尤其是1980年代末期，改革正處在一個瓶頸時刻，《紅高粱》所表達出來的精神主題，正好切中當時的時代脈絡，從而獲得1988年的柏林金熊獎和一片好評。後來由於1990年代後的市場化，文化空間也越來越大，張藝謀雖然也拍出《秋菊打官司》等影片，但是他自己一直承認，他最終尋求的是觀眾的認可，因此當大陸影視生產越來越商業化的時候，他迅速轉到《英雄》、《十面埋伏》幾部大制作上，而且票房均獲得極大成功。這個過程其實說明，張藝謀電影題材的選擇，乃是根源於當代中國文化心理的劇烈轉化，因此你才可以想像，一個拍過《活著》的導演，會拍出情節敘述十分蹩腳的《英雄》和《十面埋伏》。

 如果僅從電影藝術本身角度來看，賈樟柯的批評無疑有其針對性，但是問題或許並沒有那麼簡單，大陸這20年的市場化過程，造成了一個表面經濟市場化，但是在政治和文化控制方面卻仍然威權化的結構，這集中體現在中宣部以及管制影視生產的廣播電視總局等機構。而管制最為明顯的，乃是近年來網路時事以及文化思想論壇被紛紛叫停，在影視方面，仍然奉行的是嚴格的審查機制，近年來，廣電總局頻繁的封殺各類題材的影視作品。最近，廣電總局還下令，各電視台在黃金時段必須播放主旋律題材的電視劇。

 但是問題在於，舊有的文化生產機制是依托在整合性的道德與政治話語之上的，個人與國家都必須符合所謂社會主義的道德規範，因此社會主義的道德主題成為了幾乎所有文藝作品的基本前提。衡量個人的標準不僅是道德的，而且還是政治性的。

 這種整合性的意識型態在1980年代後受到很大的沖擊，逐漸被市場化拆解掉。新興的市場社會帶來的消費主義的土壤，也讓個人的私德不再從屬於某種宏大的公德範疇。1980年代個人的解放，最重要的意義是將個人道德最終納入到私人領域，從而與政治領域劃下界線。這也是1990年代如朱學勤，寫下《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來批判盧梭的「美德政治」的主要原因。

 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看賈樟柯對張藝謀的批評，歸根結底在於他對於商業文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的批判。但是非常微妙的是，由於政治主流意識型態開始瓦解，宣傳及文化部門一直試圖以控制資源的方式來重新塑造「主旋律」意識型態，比如限制某些境外的電視節目的引進，或者在所有衛星電視台規定黃金時段的節目播出，但是由於沒有過去那套完整的文化意識型態作為思想資源，今天的「主旋律」的內容顯得非常支離破碎。如2002年禁播《流星花園》，就是以含糊的「不利於青少年身心健康」說辭作為理由。而在2004年，廣電總局就規定黃金時間不得播放「兇殺暴力涉案劇」、禁止網路遊戲類節目播出、「紅色經典」不許戲說。這些禁止令以「堵防」為策略，盡管有諸如中宣部組織的「五個一工程」這樣的生產主旋律文化的機制，但是這些作品基本很難獲得廣泛認同，只能成為體制內運作的形式。

 文化領域的商業化在今天因而具備了雙重意義，一方面它使得政治開始與個人道德分離，國家在涉及到私人領域的事務方面的干預失去了正當性，另一方面文化方面的市場化運作使得個人道德標準出現急速下滑，文化趣味也被大眾文化所主宰，這才出現商業電影的票房一路飆升的狀況。但是賈樟柯的批評卻沒有注意到他和張藝謀其實都面臨著廣電總局這樣掌握生死大權的審查機構，張藝謀的生存在於市場化的空間以及他對體制審查的妥協，但是文化體制同樣有重新塑造另外一套「主旋律」意識型態的沖動。比如近年來，以農村為題材的電視劇就能在中央電視台優先得到播放的優待。現實題材如今成為所謂反映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一個主要影視作品來源，在這樣的背景下，注重當代中國轉型經驗的第六代導演自然成為塑造主旋律電影的後備力量，就在最近召開的全國電影工作會議上，國家廣電總局已經決定對賈樟柯、陸川等新晉導演給予大力資助，有關的負責人還意味深長的解釋說，目前很多大片，「忽視人文關懷和文化底蘊。國產大片決不能單純追求投資和制作規模的宏大，要努力提高原創能力，提升精神內涵和思想文化品格。要爭取既贏得票房，又贏得觀眾。」

 在這里無疑可以看出，國家在文化生產與控制方面仍然存在強烈的沖動，而且賈樟柯對人文及道德的訴求也會很容易納入到「主旋律」話語之中，加以改造和重塑。事實上，根據圈內人的消息，賈樟柯極可能將脫離獨立導演的身分，進入上海電影制片廠這樣一個由國家把持的電影機構。雖然這並不說明賈樟柯本人失去獨立導演的藝術目標，但是在現有的中國電影生產機制和微妙的文化審查機制下，賈樟柯瞄準了商業化這個目標，卻忽視了國家力圖透過威權的方式來控制文化生產的努力。

 張藝謀獲得行政資源，絕非是他個人的一時僥幸，而是國家在不斷尋找文化代理人的結果。今天或許是張藝謀，明天或許是賈樟柯。這種尋找文化代理人的過程背後，是威權社會強烈的控制文化生產的沖動，其目標是塑造出一種冠冕堂皇的道德及政治話語，來為政治尋找到道德上的正當性。賈樟柯的系列作品以反映當代中國經驗為底本，在今天卻詭異的成為可被體制利用的電影話語，這當中微妙的邏輯值得注意。

 由此來看賈樟柯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今文化生產中的兩個互相矛盾的傾向，一個是開始檢討市場化所帶來的文化商業化和低俗化的傾向，試圖以道德或嚴肅藝術的內容來改造娛樂文化；另一個傾向是繼續推進市場娛樂化的商業操作。這兩個傾向看起來互相沖突，但是背後卻有一個更高的文化審查和篩選機制在操作。賈樟柯對當下道德及嚴肅藝術的追求，如果在這樣一個畸形的架構下去追求，無非是利用體制力量壓制另外一套不同文化型態的模式。（愛思想網站 2014-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