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明《做中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思考》讀後感 

 【內容提要】解讀陳少明先生的新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思考》，可抓住三個重點：第一，經由“有思想價值的事件”的敞開與呈現，那些具體、生動的古典生活經驗從沈睡中醒來，激活並煥發了人們的觀念創造與哲學創作；第二，古典生活經驗及其豐富的意義蘊含於人、事、物的覆雜關聯之間，識人、說事、觀物呼喚並直接走向新的中國哲學書寫方式；第三，根除非哲學性傾向，皈依哲學性傾向，激活古典生活經驗，不用哲學史研究代替哲學創作，中國哲學創作才能由貧乏變得豐盈、由先天不足變得枝繁葉茂。歸結起來，“做中國哲學”實則以古典生活經驗達成中國哲學創作，這對於發展並創新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具有別開生面的啟發意義。

陳少明先生的新書《做中國哲學》，由12篇既彼此呼應又各自獨立的論文結集而成。作者強調：“不同的論題之間，能夠匯通固然完滿，但獨立存在的意義也不應抹殺。每一篇論文，都可以描繪一道思想的風景線。”①這一提示告訴我們：講哲學史方法論，尤其是講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論，那些以問題為中心的當下沈思與單篇寫作，既對癥下藥，又與時俱進，更能讓同行心領神會，讓愛好者領略到中國哲學無邊無際的思想魅力。所以，筆者在書上把“每一篇論文”五個字圈了起來，並將《什麽是思想史事件？》一文當作我們了解及評論《做中國哲學》這本好書的切入口。

 思想史事件從屬於歷史事件，又區別於《史記•項羽本紀》記述的鴻門宴之類事件。只有具備相應的思想史內涵，才能稱作思想史事件。作者認為思想史事件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有思想史影響的事件”，例如李斯上秦王書、董仲舒答漢武帝問；另一種是“有思想價值的事件”，例如孔子說的“吾與點也”（《論語•先進》）、莊子與惠施的魚樂之辨（《莊子•秋水》）。記得多年前初次讀到這一論述，耳目為之一新，心頭蕩漾起茅塞頓開的智性愉悅。接著讀下去，卻又感到有些意外，因為《什麽是思想史事件？》一文聚焦於“有思想價值的事件”而不是“有思想史影響的事件”。

 為何厚此薄彼？作者做過不少精彩的說明：

 有思想價值的事件，則是未經反思的範疇。這類事件大多不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沒有令山河變色、朝代更替的後果。其人物情節可能睿智空靈，可能悲涼冷峻，更可能平和雋永，也有甚至看起來瑣碎平庸的，但都具有讓人反覆咀嚼回味的內涵。②

 因此，其意義不是通過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空因果關系在經驗上體現出來，而是心靈對經典的回應。這種回應是跨時代，有時可能是跨文化的；同時這也意味著，回應的方式與深度是多樣的。所以，有思想史影響的事件的判斷是客觀的，而有思想價值的事件，則與解讀者的精神境界及知識素養有關。③

 對思想史有影響的事件同政治事件一樣，其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越來越弱。然而，有思想價值的事件，不一定事後就得到即刻的呼應，但有可能像沈睡的活火山，在不確定的時刻迸發其力量。④

 這些說明根源於作者對哲學的另一種認識。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受西方影響，把形而上學當作哲學的主題，覺得哲學就該是抽象的、概念的。作者指出：既然哲學的最終目標是解釋經驗，那它就應當是具體與抽象的雙向通道。⑤進一步說，具體的故事比抽象的概念更有感染力。經由“有思想價值的事件”的敞開與呈現，那些具體、生動的古典生活經驗從沈睡中醒來，激活並煥發了人們的觀念創造與哲學創作。“如果我們的哲學，不僅僅是模仿或回應西方的思想方式或問題，而具有自己的文化內涵，就應當致力於論述自己的歷史文化經驗。”⑥在“有思想價值的事件”這里，我們可以說面對古典生活經驗與面向中國哲學創作得到了統一。

 從《什麽是思想史事件？》一文開始評論《做中國哲學》這本書，只是我的做法。作者揭櫫並彰顯“有思想價值的事件”的用意十分明確，那就是借由古典生活經驗的覆活與詮釋，讓體現中國文化特點的中國哲學創作真正提上我們這個時代的議事日程。此時此刻，我卻意猶未足。我得在“每一篇論文”那個提示下，走進作者極具影響的《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式的一種思考》之中。

 識人、說事、觀物是《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一文的三根支柱，作者寫道：

 忽略具體的個性，所有好人均千人一面，生命會失去活力，世界將變得乏味。要呈現這種精彩，就不能用概念化的眼光打量人物，而要品味人物的行為細節。有個性才有人格的力量。⑦

 事件或人物行為，留給歷史學家去處理。但是，不從哲學史研究而從哲學創作的角度看，經驗的價值就不一樣。歸根到底，是活生生的生活經驗，而非哲學文獻，才是哲學創作的資源。對經典提供的經驗進行哲學性反思，事就得進入我們的視野。⑧

 本來說物，繞了一圈後，問題又落到人身上。這表示經典文化中的物，也被看作有情世界中的成員，也有品德個性之分……只有領悟古人觀物的眼光，中國文化中關於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中國人的世界觀，才能得到有深度的體會。⑨

 古典生活經驗及其豐富的意義，蘊含於人、事、物的覆雜關聯之間。對於古人來說，聖賢是其榜樣，事情是其道場，萬物是其朋友，人、事、物三位一體、生機勃勃、生生不息。可他們不在純粹概念化的方向上思考，以致那些古典生活經驗的文字表述零零碎碎，缺少現代人偏愛的環環相扣、足以邏輯演繹的關鍵詞匯。現代的哲學史教科書，就不把古代文獻里面的人、事、物當成真正有思想價值的哲學問題，至多當作可有可無的注腳。從“造就一雙哲學的眼睛”出發，作者指出：

 大量古典智慧就以哲理（即片斷性的哲學觀念）的形態隱身於故事之中。只不過，用抽象概念與用具體敘事提供的經驗不同，就如一束幹花與連根帶泥捧出的植物的區別一樣。哲學地思考這些經典的敘事，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種是用概念的標簽把它標本化，就像把鮮花制成幹花。另一種就是培植它，維護它的鮮活，不僅看到花或樹的姿態，還要從中想象視野更寬的風景。前者是概念的構造，後者是想象的詮釋。⑩

 因此，正視經驗，不是要瓦解哲學的普遍性品格，而是通過對人、事、物各種個案的詮釋，在具體中見普遍，在廣度中見深度。哲學不只是經驗通往理論的單行道，而是實踐與理論雙向溝通的橋梁。以詮釋的方式，用觀念觀照探測生活，不也是哲學的一種重要活動嗎？11

 古典生活經驗業經無數人的千錘百煉、涵詠體味，已是經典世界中的思想成品，這好理解。經典世界包括原創性作品（主要成書於早期）與詮釋性作品（主要成書於後期），源自原創性作品的古典生活經驗比源自詮釋性作品的古典生活經驗更值得我們期待，這也好理解。如今是全球化時代，趨同的面相越來越突出。如何從哲學的高度來證明並讓古典生活經驗泅渡到我們的時代與人生當中，則須做出特別的說明。基於“關於哲學的論說不是哲學本身”12，我們也得像作者那樣承認：哲學觀念（亦即哲理）是哲學理論之母，古人有哲學但更多的是哲理；哲理絕非不夠哲學，有時候反而更符合哲學的精神，因為它面向事情自身；哲理寫照了古人的思想方式與生活藝術，哲理的開放與顯豁同時就是古典生活經驗的開放與顯豁。雖然古典生活經驗在古人那里具有真切無疑的普遍性，但我們如何讓它變得可理解呢？《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一文的副標題表明，它是作者交給“中國哲學書寫方式”的理論使命。

 可理解性的目的是把深刻的思想啟發能力喚醒並凸顯出來。《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的結尾寫道：“衡量一種論說或觀點的哲學品位，不僅在於它的普遍性，更在於它是否深刻，即具有思想的啟發能力。否則，老生常談，即使所談是哲學，也會失去哲學的魅力，就如時下許多教科書式的哲學理論那樣。”13作者的意思是說：以教科書為代表，過去的哲學史研究非但不把古典生活經驗的普遍性當回事，更談不上著力於它的可理解性。這為實踐中國哲學新的書寫方式、嘗試中國哲學創作留下寬闊的用武之地。同樣是按照“每一篇論文”的提示，《中國哲學史研究與中國哲學創作》一文有助於我們洞悉古典生活經驗與中國哲學創作的內在關聯及其現實關懷。

 百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就輝煌，缺失也在所難免。這是我的觀察，亦是大多數同行的觀感。作者的基本判斷則是：“中國哲學史研究對中國哲學創作的促進作用不大”，“之所以出現哲學史研究先於哲學創作這種次序倒置的局面，是因為現代學人談哲學的興趣一開始在於評估文化傳統，而不是發展新的學術專業”，“這種哲學史研究的標準不在哲學本身”，“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總體趨勢是越來越與哲學無關，而中國哲學創作更難有蹤影可尋”14。把非哲學性傾向視作哲學史研究的歧向，這是極其犀利的洞見。

 《中國哲學史研究與中國哲學創作》這篇文章有不少批評，觸及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痛處。針對先驅們常用的“以西釋中”，作者認為這類比較通常難以做到家，結果會像照哈哈鏡一樣：“中國哲學史研究相當長時間內做的是照哈哈鏡的工作，因為主流的作品多是從西方哲學中截取某些流派或論題，作為解釋中國古典思想的工具。”15針對新世紀最初幾年被熱烈討論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危機”，作者指出：“今天關於中國傳統是否有哲學，或研究中國哲學史是否合適的質疑，正是這種範疇錯置現象引發的後果。其實，範疇錯置不是用哲學作為參照系的問題，而是對哲學的理解過分狹隘所造成的。”16讀這些批評，我們也有“恨鐵不成鋼”之感，可問題該如何解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