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本書的兩極反應是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面，許多老師以它作教科書外的教科書，鼓勵學生討論並且寫讀後感；另一方面，有學生來信："我們教官不準我們讀你的書，說龍應台汙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機構成百地訂書，送給員工閱讀；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團體將"野火"明文列為禁書。許多讀者讚美作者為"真正愛民愛鄉、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卻也有人說他是共匪。

白紙黑字一本書，為什麽出現兩種水火不容的讀法？

就讀者來信分析，對"野火"存恐懼之心的以年紀較長、度過軍旅生活的人較多，支持"野火"的則包括各個階層、職業，與教育水準，但仍舊以大學生和三四十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為主流。更年輕的；十來歲的中學生就有點迷惑："國文老師要我們每個人都熟讀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說你偏激，我應該相信誰呢？你是壞人還是好人？"

這樣一分，一條清楚的代溝就浮現了出來。由對"野火"的反應，我們也更明確地看出台灣是怎樣的一個轉型期的社會。

為了行文的方便，讓我用"上一代"、"這一代"這樣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辭。對於"野火"所鼓吹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觀念感覺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種說法。"我們忠心耿耿追隨政府來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樣對我們有恩，"一位退伍軍官寫著，"你的書所傳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這是第一種。把政府當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評視為"反叛"，流露出來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我們的民主歷練之淺，由此可見。

另外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怎麽可以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這不是鬧學潮嗎？大陸就是鬧學潮給搞丟了！

這個簡單的"歷史觀"犯了兩個根本的錯誤：第一，學生獨立思考、爭取權利並不等於鬧學潮；第二，當年大陸上的學潮是果，不是因。學潮不是從石頭裏無緣無故突然蹦出來的孫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態，人心不滿郁積到一個程度，爆發出來才有學潮。我們若要避免學潮的發生，就必須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設法鎖住年輕人的頭腦。

第三種說法：我們這一代拋頭顱、灑熱血、挨餓受凍才贏得今天衣食溫暖的安定局面，你們這無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經有了溫飽還大聲嚷嚷什麽自由、什麽人權……一個作家被關上一兩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們這一代所受的苦，被關幾年算什麽玩意兒？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說過這樣的話，帶著很大的說服力。它一則訴諸感情——我為你犧牲過，你要感恩；二則訴諸經驗的權威——我吃過苦，你沒有，所以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就某些層面來說，他當然是對的。這一代應該對上一代充滿感恩之情。這垂垂老去的所謂上一代，曾經在兵荒馬亂之中緊緊摟著懷抱裏熟睡的嬰兒，曾經餓著肚子帶孩子去付醫藥費，曾經推著腳踏車沿路喊"機器饅頭"讓孩子繳學費，後來又曾經把薄薄的一疊退休金換取兒女留學的機票。這個上一代，把自己躺下來鋪成磚塊讓我們這一代昂首闊步地踩過去，"衣食溫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緊牙根拼了命才達到的終點，對這一代，那卻是個稀松平常的起點，感恩，當然應該。

可是，這一代的"大聲嚷嚷"並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經有了衣食溫暖的福，現在大聲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種福，更高層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權……衣食溫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發點，這一代當然不能以此滿足；上一代如果認為這一代吃飽了、打個嗝，就該在安定中唾個午覺，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夠吃了，開始求烹飪的精致。衣服夠穿了，開始求設計的美好。社會安定了，開始要求有所作為。物質的豐富與環境的安定都只是社會要進步的基礎條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這麽一個基礎，這一代或許就能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公理伸張的社會，作為下一代的基礎，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繼續"大聲嚷嚷"，或許我們就有了真正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的出現。

這一代站在新的起點上準備往前沖刺，要拉也拉不回來的。除非你扭斷他的胳膊。我們的社會若要和諧，這一代必須體諒上一代的經驗，心存感謝；上一代也必須交棒，放手讓這一代奔向一個不同的終點。這樣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兩極，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問題："我應該相信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