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知道我的中國名字嗎？老師！”

問話者是位歐洲少女。棕黃卷發飄灑在雙肩，線條優美的小嘴抹了厚厚的口紅，碧藍的眼睛滴溜溜地轉。她穿了件黑紅相間的花格襯衣——如果可以叫襯衣的話。因為，它沒有袖子，領口開得極低，長短剛過肚臍。白白的胳膊和金晃晃的項鏈全露在外邊。

“你叫如意。是法國女郎。”我說。

“嗯哼？”她高興了，兩個耳墜子明光光的，打秋千似的晃動著，“馬老師知道‘如意’在漢語中的含意嗎？”

“那是說，你在中國將百事稱心，萬事順利喲！”我以調侃的口氣說。大約我已不象中國的大學教師，倒象吉普賽算命巫婆了吧。

法國女郎笑了，把穿著牛仔褲的腿往沙發扶手上一邁，吐出一個煙圈。

這是在我給留學生上的第一堂課上。如意是最後一個進門的學生，遲到五分鐘。據說她總遲到，動輒還要兩指夾一支香煙丟給正在講課的教師。有一次，上課鈴響了許久，教師問各國學生：“咱們還等如意嗎？”日本學生伊藤不以為然地說：“不要等那‘壞分子’。”教師忙告誡：“不要用‘壞分子’稱呼一個姑娘！”伊藤反而樂了，說：“我們的中國話，和老師教的常常含意不同。比如說，歐洲同學叫我‘三好學生’，您猜是哪‘三好’？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

留學生中另一姑娘，是荷蘭的俞荷白。她的個子不高，黑油油的黃皮膚，漆黑的頭發剪得象大串聯時的紅衛兵。她穿一身板板整整的男孩子服裝，連脖子上的紐扣也系得嚴嚴實實。不施脂粉，不茍言笑，進門問聲“老師好”，就正襟危坐，大而圓的黑眼睛全神貫註地望著黑板。

兩個英國學生到得最早。中等個兒的韓克圖長了一雙淺綠色眼睛，熠熠閃光，眼神既溫柔又善良，蓬松的卷發帶著火焰般的光芒。他住在中國學生宿舍，我前一天晚上找他了解學習進度和要求。他說，我們最不樂意聽冗長的作家生平介紹，最想聽聽藝術分析。我說：“把你的筆記拿給我看看。”他馬上臉紅了，吶吶地說：“我記得不好。”怎麽也不肯拿出來。進課堂時，他一手提暖壺，一手拎兩個茶杯。

“你怎麽帶兩個杯子？”和韓克圖一起進門的高個子英國青年賀安雷問。

韓克圖謙恭地笑笑：“有老師的一只。”

英國人之後，進來了敦敦實實的伊藤直哉。進門便深鞠躬：“這位老師是——”聽了韓克圖如此這般的介紹，他又來一個九十度鞠躬：“我有燕（眼）不識泰山！”

他會靈活地運用漢語詞匯，盡管讀音不準。據說留學生特別註意四聲，上課時人手一冊英漢詞典，動不動就去翻檢，而且還常打斷老師講課：“老師的四聲錯了。”

二留學生聽課和本科生迥然不同。他們不怎麽記筆記，但聽課很專心。藍如海水或綠似深潭的眼睛——歐洲人的眼睛，與黑如點漆的日本人的眼睛，瞪得一般圓，緊緊盯著老師。這可糟了。給本科生講課，學生低頭“唰唰唰”記筆記，教師便可以低頭看講稿。留學生眼巴巴地瞅著你，怎麽看？只好不看。兩位歐洲姑娘和伊藤尚有時翻開筆記本記上點什麽，那細高個賀安雷的眼睛簡直眨也不眨，盯得人如芒刺在背。他時而腦袋一歪，“嗯哼？”聽不懂了，請進一步解釋。時而手忙腳亂地查字典，又去琢磨四聲，似乎教師有無學問，全在於四聲是否說得準。

常有這樣的情況：你認真推敲，重點講授的地方，諸如思想性啊，藝術性啊，對他們如東風吹馬耳。你無意中冒出句什麽話，他們卻齊夥兒興趣盎然。這時，你便要把一句最無關緊要的詞語，常常是成語，什麽“獨立物表”啦，“顧影自憐”啦，寫到黑板上。“嗯哼”者們便如獲至寶，人人動手，一筆一劃抄寫在本子上。

似乎這是來中國留學的很大收獲。

“老師說，西門慶娶李瓶兒為妻，違背了中國傳統道德，因為什麽？那句話怎麽說？”

“朋友妻，不可戲。”

“請寫在黑板上。謝謝。”

“你們懂嗎？”寫完後，我問。

“似懂非懂。”賀安雷說。

我立即表揚他：“瞧，你已經十分恰當地用了一個詞。”他裂開大嘴，開心地笑了。

有時，我試圖采用歐美文學作類比，以便歐洲學生可以接受。

“你們問什麽是風格？風格即人。以英國文學而言，同樣寫愛情，同樣是女作家，《呼嘯山莊》使讀者如處淒風苦雨中，奔波於泥濘小路，《簡愛》令人如食橄欖，酸甜各半，《傲慢與偏見》卻象花前月下俊鳥的啼鳴。是否可以這樣概括你們英國三位女作家的風格？韓克圖？”

“我不知道。我沒學過英國文學史。”韓克圖平靜地說，直率地說，毫不掩飾地說。

我倒是從心底佩服他。如果是我，有無勇氣承認，某一部書是我理應讀透而實未涉獵的？

敢於當眾不動聲色承認自己沒學過英國文學史的韓克圖，到了課間休息，又天真地炫耀起來：“啊哈！你們瞧，我會寫一個繁體字！”於是，大家圍在黑板前看他描字。

“啊哈！你們瞧，我這把——”瑞典學生傅瑞東拿出一把折扇，也要賣弄一番，卻偏偏忘了怎麽稱呼，慌忙現買現賣，“馬老師，這叫什麽呀？”

“折扇。咱們講《桃花扇》，就是這樣扇子。”

“這是我來中國的紀念品。”傅瑞東搖起折扇，得意洋洋地說。

三蘇格蘭青年賀安雷喜歡打斷我的講課，匆忙表示不同意見。

“我不同意老師的這些分法：《西遊記》是浪漫主義的，《紅樓夢》是現實主義的。這樣分，簡單得很，可是沒有任何意義。”

“那麽，你以為怎麽分好呢？”我反問，“若按英國文學理論，這類書算什麽類型？”

“對不起。”賀安雷聳聳肩，“用漢語講不清。”

這也罷了。文學評論本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聽聽這些外國青年的意見豈不可以開闊眼界？他們提問題，我就解釋，時而辯論幾句，課堂氣氛倒活躍起來了。

有一次，我卻給惹火了。

“豬八戒是個成功的人、神、物融合的藝術典型。”

我剛說了一句，賀安雷便插話：“我不喜歡中國當代文學。人沒有人的特點，”“成了莫名其妙的神。”

“我也不喜歡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我忙轉換話題，“對豬八戒怎麽看？學者們有分歧。有的說，豬八戒反映勞動人民弱點，這顯然不對。好吃懶做不是勞動人民才有的。有的說——”賀安雷慌忙搶話：“依我看，豬八解（戒）反映了中國高級幹部的特點。”

我的心一沈。想必同時臉也沈下來。幸虧有了殺手鐧，應聲而對：“你說得不對。你看過《十裏長街送周總理》嗎？人民頂風冒雪，扶老攜幼送靈車。那才是中國高級幹部的楷模。豬八戒與中國高級幹部不能同日而語。”

賀安雷沈吟片刻，要求把“楷模”二字寫到黑板上。

我請出周總理英靈，堵住了英國青年的嘴。但我仍不自在，不踏實。我的心仍在往下沈——這幾年，某些筆墨耕耘者，只要自己因為“文革”受過磨難，就以為獻給讀者一部揭露陰私的小說，一篇展覽膿瘡的文章，一首指桑罵槐的詩歌，一出陰氣森森的戲劇，是他神聖的義務。老幹部則受到了類於病梅的遭遇：“斫正而養其旁條，刪密而夭稚枝，鋤正而遏生氣。”（龔自珍《病梅館記》）結果呢？對消極面的擴大描寫，不單純為居心叵測者利用，更會使不明真相者受蒙蔽，以為這些烏七八糟便是中國社會之本質。“豬八戒象……”便是報應！

“老師，我不忍心反駁你舉的例子。周恩來屬於全世界。”課間休息，賀安雷又說，“可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周恩來們哪兒去了？有的幹部連豬八戒還不如，豬八戒至少不投降。”

我啼笑皆非，他把“惡攻”罪名巧妙地轉贈給我們某些當代作家了。

唉，應當盡量從生活中發現詩意，挖掘美。至少，從民族自尊心、愛國心出發。我不由得沈思。

愛說話的賀安雷又向日本同學發問：“伊藤，暑假到哪兒去旅遊？”

“去中國南方。”

“去香港嗎？”

伊藤用他那雙機靈的黑眼睛看一眼英國同學，睨一眼中國老師，提高了嗓門，清清楚楚地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去中國南方，當然包括去香港。”

這會兒，輪到英國小夥子難堪了。賀安雷做個鬼臉兒，想說什麽，卻終於沒有說出口。

我愜意得很，國為伊藤的友好態度；更因為賀安雷也是一個幼稚坦率的人。我還聽說，法國姑娘如意翻譯的中國名著已在巴黎發行，這位貌似落拓不羈的少女實際上是位自強不息的學生。我還感到，留學生教學工作會促使我們深思一些平時作壁上觀的問題。“教學相長”竟是一句沒有國界的格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