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戰鬥打響的那一天，我母親坐著出租汽車走了五個小時，來向我告別，並用她的話祝願我“空中百戰百勝”。當時我正在法國南部的沙龍·戴省的空軍學院任射擊教導員。

母親在聚集一起的軍人們的好奇目光下，拄著手杖，叼著香煙，從那個扁鼻子的老式雷諾爾車裏走出來。

我慢慢走向母親，在這個男子漢的圈子中，母親的突然來臨使我很窘；而在這塊天地裏，我經過千辛萬苦才贏得了勇敢、甚至魯莽、愛冒險的名聲。母親用一種大得足以使在場每個人都聽得見的嗓音宣布：“你將成為第二個蓋納梅。你的母親一貫正確！”

我聽到了身後傳來的哄堂大笑。母親抓起手杖，對著大笑的人群作了一個威脅的手勢，又發出一個鼓舞人心的預言：“你會成為一名偉大的英雄，勇敢的將軍，法蘭西共和國的大使！這群烏合之眾不認識你。”

當我用憤怒的耳語告訴她，她正在損壞我在空軍士兵中的聲譽時，她的嘴唇開始顫抖，目光裏露出了自尊心受了刺傷的樣子。“你還為你的老母親害臊嗎！”她說。

這一招算靈了：我好不容易裝出的鐵石心腸的外表被擊破了。我用胳膊摟住她的肩膀，緊緊地抱著她，再也聽不見身後的笑聲了。在母親對孩子耳邊的喃喃細語中，在她預示著未來的勝利、偉大的功績、正義和愛開始降臨時，我們倆又回到了一種我們自己的神奇的世界中。我滿懷信心地擡起頭，望著天空——如此空蕩，如此寬闊的藍天啊，足以讓我在這裏建立豐功偉績的。我想到了當我凱旋母親身邊的那一天。我盼望著那一夭，這將給她那十幾年含辛茹苦、自我犧牲的生活帶來何等重要的意義，何等大的安慰啊。

三那年我剛十三歲，和母親住在法國東南部的耐斯城。每天早上我去上學，媽媽一人留在旅館裏。她在那兒租了一個售貨櫃，櫃架子上擺著從附近的幾個大商店借來的一些奢侈品和日常用品。她從每一件賣出的圍巾、皮帶、指甲刀或毛線衫中得到百分之十的傭金。白天，除了在我回家吃午飯時她休息兩個小時，其余時間她都守在售貨櫃前，時刻註意找尋可能光臨的顧客。我們母子倆就靠著這個賺錢不多、朝不保夕的小生意過日子。

母親孤零零地居住在法國，沒有丈夫，也沒有朋友、親戚。十多年來，她頑強地不停地幹，掙來錢買面包、黃油，付房租，交學費，買衣服和鞋帽等。除此之外，她每天都能拿出點令人吃驚的東西。例如：午飯時，她面帶幸福、自豪的微笑，把一盤牛排擺在我面前，好像這盤肉像征著她戰勝惡運的勝利。

她從來不吃這些肉，一再說自己是素食者，不能吃動物脂肪。然而有一天，我離開飯桌到廚房裏找點水喝，發現母親坐在凳子上，煎肉鍋放在腿上，正仔細地用小塊碎面包擦那給我煎牛排用的油鍋。發現我時，她急忙將鍋藏在餐巾底下，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現在我明白了她成為素食者的真正原因。

三母親渴望我“成為一個某某大人物”。盡管我屢遭失敗，她總是相信我會成功的。“在學校裏的情況如何？”她有時問我。

“數學得了零分。”

母親總是停頓一會兒。

“你的老師不了解你，”她堅決他說，“將來有一天他們會後悔的。你的名字將要用金字刻在他們那個鬼學校的墻上的，這一天會來到的。明天我就去學校，把這些話告訴他們。我還要給他們讀讀你最近寫的幾首詩。你將來會成為達農佐爾，成為維克多·雨果。他們根本不了解你！”

母親幹完活兒回來後，常常坐在椅子上，點上煙，兩腿交叉著，臉上掛著會意的微笑望著我。然後她的目光越過我的肩膀，望向遠方，憧憬著某種神秘美好的前景，而這個前景她只在充滿美的奇妙世界裏才能看到。

“你會成為一名法國大使。”她說，更準確點，她深信不疑地聲明。我一點也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行啊，”我漫不經心地說。

“你還會有小汽車。”

母親常常空著肚子，在結冰的氣溫下步行回家。

“但是目前還要忍耐。”她說。

四我十六歲時，母親成了耐斯市美爾蒙旅館兼膳宿公寓的女經理。她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喝一杯茶後，拿著手杖，到布筏市場購貨。她總是拎一包水果和鮮花回來，然後走進廚房，取出菜譜，會見商人，檢查酒窖，算帳，照應生意中的每一件細微小事。

從樓上的餐廳到樓下的廚房，她一天至少要上下二十趟。一天，她剛爬完這些可咒的樓梯就癱在椅子上了，臉色蒼自，嘴唇發灰。我們很幸運，馬上就找來了醫生。醫生做出了診斷：她攝取了過多的胰島素。直到這時我才知道母親多年來一直對我隱瞞著的疾病——糖尿病。每天早上開始一天工作之前，她先給自己註射一劑胰島素。

我完全驚呆了，嚇呆了。我永遠忘不了她那蒼白的面容，她的頭疲勞地歪向一邊，她痛苦地用手抓撓胸口。

她期待我成功，而在我實現她的期待之前，她可能會死了，她可能沒來得及享受正義和兒子的愛就離開人間，這念頭對我來說太荒唐了，荒唐得像是否定了人間最基本的常識。

只有對我的美好前途的幢憬支撐著她活下去。為了給她那荒唐的美夢至少加一點真實的色彩，我只能含羞忍辱，繼續與時間競爭。

1938年我被征入空軍。宜戰的那天，母親乘著雷諾爾車來向我告別。那天她依著手杖，莊嚴地檢閱了我們的空軍武器裝備。“所有飛機部有露天的飛機座艙，”母親註意到，“記住，你的嗓子很嬌氣。”

我忍不住告訴她，如果盧浮瓦佛飛機只使我嗓子痛的話，我該幸慶自己的好運氣。她笑了，高傲地、幾乎嘲諷地望了我一眼。“災禍不會降臨在你頭上的。”她完全平靜地告訴我。

她顯出了信心十足的樣子，似乎早就知道了這些，好像她已經和命運女神簽訂好了合同，好像為了補償她那歷盡辛苦的生活，她已經得到了一定的保證，一定的許諾。

“是的，不會降在我頭上的，媽媽。我答應您不會的。”

她猶豫了一下，臉上顯示出內心在進行著鬥爭。最後，她做出了點讓步說：“大概，你腿上會負點輕傷的。”

五德國進攻的前幾個星期，我接到一封電報說：“母病重！速返！”

第二天，很早我就到達了耐斯市，找到了聖·安東尼門診所。母親的頭深深地陷在枕頭裏，消瘦深陷的臉頰上帶著一絲痛苦、憂慮的表情。床頭櫃上架著一個1932年我贏得耐斯市乒乓球冠軍時得的銀質獎章。

“你身邊需要一個女人。”她說。

“所有的男人都需要。”

“是的，”她說，“但是，對你來說，沒有女人照料，你會比別人生活得更糟糕。唉，這都是我的過錯。”“我們一起玩牌的時候，她不時地目光專註地盯著我，臉上還帶著一絲狡黠的樣子。我知道她又要編造點新花樣了。但是，我不去猜想她心裏想著什麽。我確信一個小花樣正在她腦子裏醞釀。

我的假期要結束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描繪我們分別時的情景。我們倆都沒講話，但是我裝出了一副笑臉，不再哭泣了，或說些別的話。

“好啦，再見吧。”我微笑著親吻了母親。只有她才清楚，我做了多大努力才做出了這個微笑。因為，和我一樣，她也在微笑“不要為我擔心，我已經是一匹老戰馬了，一直支撐著活到今天，還能再繼續一段時間。摘下你的帽子。”

我摘下了帽子，她用手指在我前額上畫了一個十字，”說：“我給了你我對你的祝福。”

我走向門口，又轉過身來。我們互相望了許久，都在微笑，都沒說話。我覺得很平靜。她的勇氣傳給了我，並且從那時起一直目在我身上，甚至到現在。

六巴黎失陷後，我被派到英國皇家空軍。剛到英國就接到了母親的信。這些信是由在瑞士的一個朋友秘密地轉到倫敦，送到我手中的，封皮寫著：“由戴高樂將軍轉交”。

直到勝利前夕，這些無日期的情好像無休無止一直忠實地跟隨著我轉戰各國，源源不斷地送到我手裏。三年多來，母親說話的氣息通過信紙傳到我身上，我被一種比我自身強得多的意志控制著，支撐著——這是一根空間生命線，她用一顆比我自己更勇敢的心靈把她的勇氣輸入我的血液。

“我光榮、可愛的兒子，”母親這樣寫道，“我們懷著無比愛慕和感激的心情，在報紙上讀到了你的英雄事跡。在科隆、漢堡、不來梅的上空，你展開的雙翅將使敵人喪魂落魄。”

我一下子就猜到她心裏在想著什麽——每當英國皇家空軍襲擊一個目標的時候，我一定在參戰。她能從每一次的炮火轟鳴中聽出我的聲音。每次交戰我都被派去，因為我的出現會使敵人心驚膽戰，不戰自潰。每次英國戰鬥機打下一架德國飛機，她都很自然地把這份功勞歸於我。布筏市場周圍的小巷中傳頌著我的功績。畢竟她了解我，知道我得過1932年耐斯市乒乓球冠軍。

她的信越來越簡短了，盡是用鉛筆匆忙寫出的。有時，一次來四五封。她說她身體很好，還在定時打胰島素。“我的光榮的兒子，我為你感到自豪……法蘭西萬歲！”信中從未露出絲毫憂慮不安的痕跡，但是最近的幾封信流露出一種新的悲傷的調子：“親愛的孩子，我請求你不要過多地掛念我，不要為我而變得膽怯。要勇敢。記住，你不再需要我了，你現在已經是一個堂堂的男於漢了，你能夠獨立生活了。早點結婚。不要過多地懷念我。我身體很好，老羅沙諾夫醫生對我很滿意。他讓我向你問好。要堅強。我請求你，勇敢點。你的母親。”

我心情很沈重，感到有點不對勁，可是信中沒有說出了什麽事。管他呢。我真正義心的屍有一件事：她還活在世上，我還能見到她。我要與時間競爭，早日把榮譽帶到她的身邊，這個願望在我心中一天比一天更強烈了。

同盟軍在歐洲大陸登陸時，我從家鄉寄來的佰中感到一種快樂安寧的情緒，似乎母親已經知道勝利即將來臨。信中流露出一種特別的溫情，還時常夾雜了一些我不能理解的歉意。

“我親愛的兒子，我們已經分離了這麽多年了，我希望你已經習慣身邊沒有我這個老母親了。話說回來，我畢竟不能永遠活在世上。記住，我對你從未有過絲毫的懷疑。我希望你回家明白這一切之後，能原諒我。我不得不這樣做。”

她做了什麽事需要我的寬恕？我絞盡腦筋也想不出未。

七巴黎快解放了，我準備坐飛機在法國南部跳傘，去執行一項與秘密抵抗組織聯絡的任務。我一路匆匆忙忙，急躁得渾身熱血沸騰。除了想早點回到母親身邊，其他我什麽都不想了。

現在我要回家了，胸前佩著醒目的綠黑兩色的解放十字綬帶，上面掛著戰爭十字勳章和五六枚我終主難忘的勳章，我的黑色戰服的肩上還佩帶著軍官肩章，帽子斜向一邊戴著。由於我面部麻痹，臉上露出一種異常的剛毅。我寫了一部小說，挎包裏裝著法文和英文版本。這時候，我深深陶醉在希望、青春和確信中。

對我來說，再往下繼續我的回憶是異常痛昔的。因此，我要盡快結束它。到達旅館時，我發現沒有一個人問候我，跟我打招呼。我詢問的那些人說他們隱隱約約記得幾年前有一個古怪的俄國老太太管理這個旅館。但是他們從未沒有見到過她。

原來，我母親在三年零六個月前就已經離開人間了。但是她知道我需要她，如果沒有她在這兒給我勇氣，我絕對不能獨立生存下去，不能像一個法國人那樣勇敢戰鬥。因此，她臨死前訂出了她的計劃。

在她死前的幾天中，她寫了近二百五十封信，把這些信交給她在瑞士的朋友，請這個朋友定時寄給我。當我們在聖·安東尼門診所最後一次見面時，我看到她眼中閃著天真狡酷的目光。毫無疑問，這些信就是她當時算計的新花樣。

就這樣，在母親死後的三年半的時間裏，我一直從她身上吸取著力量和勇氣——這些使我能夠繼續戰鬥到勝利那一天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氣。

作者羅曼·加里，法國作家。曾任法國駐美洛杉磯總領事。本文選自《黎明時的希望》。（夏燕文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