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了一場有關古代文明的討論會，會中討論的主題之一，即是古代文明的群體性質，大多數學者，遂以「國家」的觀念，討論考古學上那些覆雜的大型社會。我則以為「國家」的觀念，代表政治權力，包括「國家」對於其人民以公權力的名義，強制約束個人的行為（法律），收取人民的財富（賦稅），及人身的服役（徭役，兵役）。一個政治權力主體的大型社會組織（國家），不論其君主，民主或階級統治，往往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分，與一定的統治疆域（領土的主權）。然而，凡此觀念，都在近代的國家形態，始呈現具體的內涵。 

在古代，大型社會群體，還會有其它的形態，一方面，自古迄今，不同的社會覆雜體系內也還有許多不同的變化過程，出現過各種形態的社會群體。近代國家的定義，多是歐洲文明崛起時，以其演變結果，推廣於世界各處，以致舉世以為這一近代國家形態，乃是人類社會群體的終極模式！ 

中國考古學上呈現的許多大型覆雜社會，例如紅山、良渚、陶寺、朱封、石家河……等遺址，常被界定為「古國」，亦即古代的「國家」。 

同時，一般意見又往往從這些文化遺址分布，推論出「古國」的勢力範圍。這一推論的過程，真實似有檢查的余地。 

人類行為，當有發生經濟活動的接口，其在人類生活意義的重要性，當不下於人類基於支配欲而引申的政治行為。物質生活中，取得生活資源，在自家生產，與暴力掠取外，貿易交換是最為常見的行為。新石器時代開始，人類逐漸發展了生產生活資源的能力，例如農業與畜牧，人類遂有定居的社區。此時，由於各地自然生態不盡相同，各地有其特產，也因此有本地難以取得的資源，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遂有區間貿易的行為。在兩河流域古代文明，受沖積平原自然條件的限制，缺少木材石材，於是，兩河流域的「城市」，常以神廟為中心，派遣商隊遠道取得這些自己欠缺的生活資源，神廟是集合人力與財力的指針，也是分配物質及支配人力的機構。兩河城市的政治化，以至成為有力者執掌主權的城邦國家，即由此發軔，然後才演變為大型的王國。以中國地區及其周邊可見的情形言，由中國西去的「絲道」，自古是重要的區間貿易信道。「絲道」的路線頗多，從北計算，至少有三、四條平行而又交叉的路線。茲以其通過天山南路的一條路線來談，那些分散在綠洲上的城市，亦即《史記》、《漢書》所記載西域的「居國」，實際上是自東往西長程貿易線上的商站。這些「居國」與其鄰近的「行國」，亦即牧民的社與群，彼此之間又有互依的共生關系。 

這一西域所見大型覆雜社會中，其經濟接口決定了社會性質，也因為商路上，東方西方文物都有遺留；於是，其考古遺址呈現的特色，遂既有諸方文化雜存的現象，各個綠洲與「居國」之間，又有相當的同構型。若缺少文獻資料參證，單憑這一同質的現象，即可能因此而定位為同一文化系統的大型政治體，統一了天山南路的綠洲地帶。 

我們往往低估了古代人類相互通聯求取生活資源的能力。以台海考古學為例，澎湖即有采取石材的遺址，而台灣則有澎湖石材加工的石器！橫渡台灣海峽不是易事，以新石器時代的航海能力，居然可以搬運澎湖石材來台，其經濟接口的行為動能頗為驚人！ 

以此推論，我大膽的假設，3000年前曾在陜北興盛一時的朱開溝文化，其分布範圍，跨越黃河大弧形地區，以河套及水流域為中軸，東邊沿黃河有一半朱開溝文化遺址，南達山西省；西邊也有一半遺址，沿黃河南達隴西。 

至少這一東側沿河的遺址，分布在狹窄峻險的河道西側，其實並非很好的定居之地；我以為這些遺址可能是今日河套一帶居民求取西南食鹽的商站！

同樣的猜測，還可試之於良渚文化的發展。 

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一度十分興盛，其發達時期可能正是當地海退之時。當地居民在海水退出的地區，發展了稻耕農業，也發展了極度驚人的玉石雕琢工藝。然而，良渚文化社群，何以如此富有？若單純從當時農耕水平，未必能有余力，興建數十處人工山陵及大型建築，以及耗費人力、物力於精美的玉石雕刻。我大膽假設，良渚文化的興盛，也未嘗不可能與其食鹽貿易有關。海退之時寧紹丘陵地帶，當有不少鹹水的沼澤，經過自然風幹，當地即可能有大量鹽產。良渚文化遺物中，有一種石制的戽鬥，初以為是稻作農業的戽水工具。但是，石制工具，用來戽水，是否太重？若是用來刮取沼澤邊上積聚的鹽層，豈非更為有效。 

若年從這一大膽的假設推衍，良渚文化的遺址，過了長江，還可見其分布，北向達到今日山東、江蘇的接界之處，這些北向分布的遺址中，頗有良渚文化與山東大汶口文化共存的現象。有人以為良渚文化社群，征服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地區，遂有些不同文化混雜的遺址。這種解釋，可能全由大型覆雜社會是一個政治體著想。若是也從經濟接口的交換推測，則北向發展的良渚文化遺址，是否也可能是良渚文化人群北向貿易的商站？ 

凡此都只是大膽推測，如何求證還須更多的考古資料。此處暫且一說，作為歷史上諸多可能性的一些懸想項目。 

由此同一思考方向我們還可考察中國皇朝政權的性質，是否在大一統的政治意義外，還有其它頗可尋思之處。我以為，中國這龐大的覆雜社會，獲取生活資源與確保經濟利益，即是我人可以尋找其功能的方法。

西周封建親戚以藩屬國，建立了一個巨大的天下國家。所謂天下國家者，意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乃是一個沒有邊界的秩序。因為沒有邊界，這一秩序有無限的進退空間。西周封建實是殖民帝國，姬姜人民，隨處武裝移民，就地封殖，奪取當地資源，維持其人民的生活。周代封國，其實是一系列駐屯在交通路線及戰略要地的城堡，「國」是城國，國護的駐防基地，周王室的號令，只能達到城邑的「國」，城外即是鄉野。國人（君子）與「野人」之間，是華夏與夷狄的區分，其中並不意味「君子」的文化優於野人，姬姜與其外的異姓，以婚姻繼承，也以城鄉國野的資源共享，逐漸的融合為一個一個在地的共同體，緩慢將國人的殖民帝國，轉化為春秋戰國的列國。於是國人的封建網絡，本是線形交織，在列國在地自我充實後，逐轉化為戰國的領土國家。 

秦漢統一天下，中國本土建置郡縣。這一龐大的政治體，因其內部的安定，區間貿易，互通有無，基本上，由於各地自然條件不同，各處特色足以互補，中國頗可自給自足。拙作《漢代農業》一書，即是探討中國全國市場經濟網絡與精耕農業及農會工業的關聯性。不過，這一天下國家，依然因其沒有邊界，其汲取資源的吸管，漸向中國以外伸展。中國與四夷諸群體之間，或和或戰，其實都有經濟接口的活動。戰爭是不得已的手段，貿易還是交往的常態，是以漢人文獻資料（例如，〈鹽鐵論〉，史漢中各外國傳……）都陳述外地牲口、產品大量輸入中國的現象。中國開通西域是為了「斷匈奴右臂」，西域遠在邊外，人口不多，匈奴中國之間的軍力平衡，未必有顯著影響，中國西進，還是為了將西方貿易從匈奴轉移到中國。是以西域道上，中國商販絡繹不絕。開通的西南夷，也是經濟接口的利益見功，而完全未在經西南夷聯絡西域的戰略目的上，有任何後果。 

秦漢在邊地郡縣往往有「道」的制度，這些「縣」下的「道」（例如僰道、牦牛道）深入戎狄，可能先是為了貿易而開辟的商路，繼而成為移民拓殖的交通道路，最後則是官方經此管道設立行政系統。從漢代以下，迄於清代這一充實邊地的發展過程，一次又一次重現於史書。古代希臘城邦的殖民，也由經濟接口開始，母國的貿易在外面建立商站，然後有相當數量的人民移殖新地，即在地建立新的城邦，與母國互通貿易，但不隸屬於母國。中國與希臘方式的不同，在於希臘是適合殖民，新城懸置海外，中國是先有網絡上的郡縣，分布的據點之間，有無數空隙，隨時以「道」的延伸，補充填實。經濟接口的接合，有其重要作用。 

唐代帝國的聲勢盛大，但是帝國結構其實包括兩套不同的管理。一套是內地本部，分道設立州縣，編戶齊民，以文官系統管理。另一套是羈縻州府，治所多達將近全國州縣之半數，涵蓋地區十分廣袤，尤以今日中亞為多。這些羈縻州府的首長，都是在地族群的君長，掛了大唐的官銜（例如都督某處軍事，某州總管之類），其實獨立行使其治權。這些羈縻州府，願意與唐廷有此關系，不單是獲得大唐承認其地位，也為了合法與中國貿易的利益。有些貿易（如日本）是以朝貢為名，大多數的中亞部族，則徑以國內貿易的方式進行。 

中國在中亞設立四鎮，派兵駐守。從高仙芝在吐邏河之敗的規模而言，軍隊人數不多，卻配備了不少工匠。例如杜環《經行記》所載，高仙芝軍中的中國造紙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虜，遂將造紙工藝傳入中東。高仙芝當時帶去大批工匠，生產諸種產品，我猜想，也有可能是就地生產中國工藝品，供應附近的市場，換取屯戍軍隊的給養。如果這一假設成立，則羈縻州府與中國的依存，仍是由經濟接口功能所牽成。 

唐代羈縻州府的建制，在中國後世歷史上，沿用不絕。在邊地的「屬國」，其君主取得中國冊封，在國內是不折不扣的統治者，而對於與中國的貿易是以定時或不定時的朝貢，在邊關或港口，由中國官商承接商貨，中國則以「賜貢」的名義，償還貢品價值。舉例言之，明清兩代的琉球，不斷派遣貢使來福建貿易，實是琉球與明清經濟互動的重要項目。 

在西南諸省，自從蒙古設立宣撫使等土官司，明清沿用此制。這些在地族群，大致言之，都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對明代中國是受中央監督的地方官，對其臣民是十足的統治者。清代有過改土歸流，但到民國時，雲貴還是有土司土官。明清土官，也是以接受冊封，保持合法的自治者地位，而又以中國體制內的貿易與白人交換資源。雲南馬幫，以食鹽為工具交易土產，即是在地族群與中國市場的互動。 

羈縻州府，土司土官的制度，以至日本朝鮮與安南等處的朝貢關系，無非是在中國「天下國家」的體制內，另辟既非外國，又非本部的特殊空間。這些單位名義上隸屬中國皇帝的地位；實際上則是在體制內的治權獨立；而又以此特殊地位，在互利經濟接口，參加中國龐大市場的資源交換。 

以上所述，若以現代區域性的經濟組織為參考，中國的華夏體制，自周代以來，即在文化接口之外，實也有相當重要的經濟接口，維系其不在中國本部的族群中與其國的關系，使其能參加中國的龐大經濟體。「中國」的概念，實是一個文化、經濟與政治三個接口的體系，其內涵的覆雜程度與系統性，不是單一接口的體系可比，竟延續兩千多年！今日歐盟，是由歐洲經濟共存互動發展為經濟共同體，然後演變為一個區域性的國家聯盟。歐盟的發展，是由經濟接口為主要接合的層面。中國傳統上號稱為皇帝制度的帝國體，揆其實際，又何嘗沒有經濟接口，維系中國文經體系的功能！今日台海兩岸關系，正在重要的轉折點上。歷史上經濟接口的作用，當可有古為今用的參考意義。（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歷史月刊2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