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收購《一個都不能少》的中國電影集團在面對著國內2千3百多萬的票房任務時，正當張藝謀利用自己的名字在中央電視台和互聯網上為該片展開全方位宣傳時。4月 18日，張藝謀致函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哥布“鄭重聲明退出戛納電影節”。張藝謀撤回《一個都不能少》的理由是該主席帶著政治或文化的偏見評論這部影片，稱該片和他的另一部影片明顯是在替政府做宣傳。我想，張藝謀的退場聲明總不會是在比較明確地預感此次送去的影片入選無望之後吧。

我認為這次張藝謀做了一個不太漂亮的表演，這是一個十分小氣的退場秀。

我是一個主旋律意識非常強的人，對影片在基本倫理或具體元素層面對主導意識形態的種種直接或巧妙的應和很是敏感，我還沒覺得《一個都不能少》是要直接地替政府說話。我在看這部影片時，打動我並引起我思考的主要是兩點：一、中國中小學教育經費的極度貧乏；二、教師素質和觀念的極度低下，魏敏芝居然理直氣壯、十分蠻橫地讓學生跟她做她指定的“好事”。我覺得張藝謀創作這部影片的初衷是來自一種底層眼光和底層關注。我也不懷疑雅哥布主席對影片的評論有許多隔膜甚至簡單化的誤讀。

但是，在看了張藝謀的信之後我想到，張藝謀在目前中國拍片子不可能一心只為藝術謀。這時，我才注意到國內的許多評論也認為張藝謀的《一個都不能少》也有一些主旋律文化的特征。著名影評家解璽璋在《張藝謀的童話故事》一文中說：“張藝謀的想象由農村進入城市，由過去進入現在，由審美進入政治。他一再強調影片的政治、倫理、社會功能。他在敘事中實現了某種意識形態對未來的許諾，並力圖使觀眾相信它的真實性。”《深圳文化采風報》的雪耳、牧風的文章認為：“張藝謀從這部影片中透露出來的患得患失心態卻令人擔憂。政治上要討好，商業市場要討好，藝術上的追求還是不能舍棄了。對目前的張藝謀來說，‘三性合一’，真是完美地結合，一個都不能少。”我也搞電影電視的實際創作。我認為，在目前中國拍電影有點對主旋律文化的呼應，替政府做的好事說點好話不算是什麽背叛藝術原則的大問題。而且，這也是搞電影電視創作的人常常要調動高超的藝術創造力去做的不太藝術的事情。可是張藝謀非要否認這一點就顯得不真誠。他說：“我決定退出是因為我對貴節珍視藝術的宗旨產生了動搖。”這就有點說話不摸心了。張藝謀寫這封信恰恰不是出於什麽珍視藝術的宗旨，而是一個大動作的政治行為。

張藝謀是個絕對聰明的人。目前，正是宣傳炒作《一個都不能少》的關鍵時刻。張藝謀的每一句話都應該是經過思考的，較大、較重要的言行是經過專門班底策劃的，其效果和影響是經過詳細計算的。他知道，自己編織的這頂為藝術而藝術的柳條帽會被傳媒記者和主旋律話語變成一頂“不先生”的桂冠。在多年忍受了“表現醜陋和落後”的罵名之後，張藝謀終於有了面對國際大獎扭頭就走、大聲說“不”的機會。雅哥布哪裏能讀懂自己手上的那封信，張藝謀主要是寫給我們看的。張藝謀要用這封信把自己“後殖民主義文化”的惡名聲洗刷乾凈。果然，張藝謀的信在中央電視台一套節目和大小報紙的頭版上博得滿堂碰頭彩。有位前兩天為中影出高價收購此片“捏把汗”的老電影理論家還把他此舉提高到愛國行為來加以歌頌。

難怪把他當愛國英雄來愛戴。張藝謀在那封信中把“所有中國導演，包括後繼的年輕導演”與自己拉在一起說話。張藝謀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張藝謀不可能了解每一個中國年輕導演的藝術取向和政治態度，這種未經授權的代理人實在是我最害怕的。張藝謀參賽與否，雅哥布如何評價一部電影，都是個人行為，跟中國電影關系不大。張藝謀把“所有的中國導演”拉在自己的發言人代理公司名下是一種越俎代庖的行為。僅就今年的戛納電影節而論，張藝謀退出後還有陳凱歌的《荊軻刺秦》、香港的余力為的《天上人間》參賽和王小帥的《扁擔•姑娘》參加展映。即使張藝謀這時真的是為中國後繼年輕導演考慮，也與他這兩年的許多講話姿態不符。這兩年，僅在報刊上我就很看到了一些張藝謀公開發表的許多對中國年輕導演很不利的講話：“中國的新一代導演後勁不足”，“中國電影在亞洲沒地位了”等等。私下聽到的傳言比這還要不友好。那時侯，這位國際大導演好象忘了為“中國後繼年輕導演”著想。我有點很難證實的揣摩：張藝謀在這封信中的大包大攬使許多後繼年輕導演落入尷尬境地，他們不要張藝謀做代言人，他們對批評和誤讀也許不很在意，可現在他們面對張藝謀的信說不說話都很難受。

我很不喜歡張藝謀的這個退場秀，但是我又在有限的程度上理解張藝謀。他這兩年被男男女女的張“後主”、李“後主”（後殖民主義理論大師）們制造的大帽子實在是壓得夠受。張藝謀、陳凱歌與“後殖民主義電影”之間已經被一個不銹鋼的等號焊死了。連有的專業電影院校的考試都要出張藝謀電影與後殖民主義理論這樣的題目來表示自己的鮮明態度。據我的觀察，中國某些後殖民主義理論家的“意識形態偏執”對張藝謀壓力要比張藝謀點出的“某些西方人士”大得多。張藝謀的藝術創造能力是舉世公認的，但現在他實在太需要一個機會來顯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態度。因為再這樣下去，就不是張藝謀為西方營造“他者形象”的問題了；他自己就被國內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家營造成中國的“他者”了。誰是自己人，他那個拍《雍正王朝》的同學是弘揚傳統文化、歌頌改革皇帝的自己人。

我十分關注張藝謀的這封信及其反應。在我眼裏，這是一個重大文化現象。這是目前中國包括我在內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典型狀態：我們絕對知道在什麽時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義正詞嚴狀，什麽時候能夠揪著老虎的胡子裝一下“敢為人民鼓與呼”；我們也絕對知道什麽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沈默、三緘其口。我們受到很多精神摧殘，可是我們已經十分聰明地知道應該在哪裏去找到我們所受的精神壓力的出口。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肯艱苦地尋求精神解放和人格自由，而是乖巧的找到個人躲避的辦法。如果說對此還不可要求太嚴格，我們還有一個更可怕的表現。這就是“吃柿子揀軟的捏”：即在一個最安全、最懶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義執言實際精打細算、八面玲瓏的完美演出。我們也知道什麽時候說什麽話可以上達天庭得到首肯，什麽話會觸犯眾怒。就我自己而言，這種算計已經高度技巧、出神入化；這種掌握已經進入潛意識層面，有時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由於這種表演術已經深入靈魂深處，我經常把自己都騙過去了。於是，我每天在做各種秀。到底怎麽辦，這是一個問題。我想，在目前要求我們該出口時就出口、“知無不言”是做不到的，但要求我做到該閉口時就閉口是不過分的，對個人而言不是苛求。我希望我能做到。也進言張藝謀，不該說的話還是不要說。（收藏自愛思想網站 / 1999年5月12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