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始於西漢（公元前2世紀）的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外政治、經濟交往之路，更是文明相遇、文化交流之路。其中絲綢之路的連接和保持亦有著重要的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絲綢之路的生命力乃靠宗教的往來得以維系和延續，故而體現出其典型的宗教之魂。本文將探究絲綢之路歷史上的各種宗教交往及其在中國的傳播，論及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並對這種宗教文化的交流在絲綢之路發展歷史上的作用及意義加以分析、評價，由此明確指出宗教對於絲綢之路的價值，使人們能夠以史洞今，為當前絲綢之路經濟帶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建提供有益的啟迪和借鑒。

公元前138年（西漢建元三年），張騫受命從長安啟程出使西域，拉開了聞名中外的絲綢之路歷史戲劇的序幕。此後張騫兩次西行，開辟了連接歐亞的通路，形成了相關國度“使者相望於道”的頻仍來往，推動了歐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積極交流。

 在前後近兩千年的古絲綢之路歷史中，宗教的傳播和交流占有很大比重，起過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外域宗教的入華、以及中國儒教等信仰傳統的西漸，基本上是通過絲綢之路而得以實現。這樣，宗教的流傳與交往，促進了中外民眾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為具有動感及活力的絲綢之路經久不衰的精神之魂。為此，有必要對絲綢之路上的宗教及其傳入中國加以充分描述和認真分析。

 一、絲綢之路上的佛教

 張騫西遊大月氏時始知印度之名、“始聞浮屠之教”，而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佛教遂從印度傳入中國。其最早的記載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從西域傳入佛教。此後在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有蔡愔、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於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迎來印度人攝摩騰、竺法蘭至洛陽之說，並因“時白馬負經而來”故建有白馬寺。這一時期的西域乃佛教熱地，不少佛教高僧經由穿行西域的絲綢之路而到中國內地傳教，使佛教得以在中土流行。例如，祖籍印度的鳩摩羅什（344-409）從龜茲（今新疆庫車）被迎到長安，尊為國師。印度高僧真諦亦應梁武帝之邀經海上絲綢之路於中大同元年（546年）來到南海（廣州）弘法。在此前後通過絲綢之路來華的西域僧人還包括安息人安清、安玄，大月氏人支婁迦讖，龜茲人佛圖澄，北天竺人覺賢，南天竺人菩提達摩等。其中不少人都成為譯經論法的著名翻譯家。

 絲綢之路也是佛教傳入後中國人西行求法之路，從而與西域僧人的東行傳法形成呼應和互動。有據可查的第一個到達印度的中國人是漢獻帝建安十年（205年）從鳥鼠山（甘肅渭源）出發的成光子，而沿絲綢之路西往的中國僧人則以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渡流沙的朱士行為始。此後，以陸行絲綢之路西遊、沿海上絲綢之路東歸的東晉僧人法顯（344-420年）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海歸”。與此前後時期的西行者還有竺法護、智猛等人，而西行取經的玄奘（602-664年）和義凈（635-713年）也都留下了西行求法、東歸譯經的感人故事，尤其是玄奘取經乃是膾炙人口的《西遊記》之歷史本源。

 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佛教得以傳入中國的“大乘”（大道），而這種佛教傳播的來往亦使絲綢之路充滿生機、顯示靈性。“佛教文化是外部文化大規模輸入中國的第一次，它進入中國後，很快便被中國固有文化所改造、吸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在中國生根開花，使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得到很大的提升。

 二、絲綢之路上的瑣羅亞斯德教

 瑣羅亞斯德教曾是古代波斯薩珊王朝的國教，在中亞地區有著廣泛的影響。因該教相信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最高善神阿胡拉·瑪茲達的象征，故在中國歷史上也被稱為“祆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而其神名在華故“始謂之天神”。絲綢之路的開通，也推動了瑣羅亞斯德教的東傳，並於6世紀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一度盛行於西域，如在焉耆、康國、疏勒、於闐等地曾廣為傳播，甚至也被古代一些王朝的統治者所推崇和推廣。陳垣曾指出，“火祆之名聞中國，自北魏南梁始”[2]。例如，北魏靈太後時（516-527年），該教曾獲得獨尊之位，被其統治者帶頭奉祀，靈太後曾以“化光造物含氣貞”之詩句讚頌該教，而其它祭祀崇拜卻被廢止。北齊、北周時也流行“事胡天”、“拜胡天”，“胡天”成為該教之專指，而“胡天神”則被用來區別“中國恒言之天”。隋唐時期因該教興盛而廣建祆祠，統治者為之設立薩寶府和祀官，如唐朝長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寧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陽的會節坊、玄德坊、南市西坊，以及涼州的祆神祠等。陳垣認為，“祆字起於隋末唐初”，“祆字之意義，以表其為外國天神，故從示從天。同時周書亦有祆字，並謂之曰火祆神；火祆二字之相連，亦始於此。”[3]當時初傳入中華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也曾被誤為來自波斯的該教，故有“波斯教”、“波斯胡教”或“波斯經教”之稱，隨之亦以具有“日”、“火”蘊涵的“景教”來顯示其光明之意。

 絲綢之路既通西域，域外來華的“胡人”率先將瑣羅亞斯德教傳入，故管理祆祠的薩寶官職一般也由“胡人”擔任。這些祆教徒主要來自粟特、波斯、以及今為撒馬爾罕地區的安國、曹國、史國、石螺國、米國、康國等，“此六國總事火祆，不識佛法”（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由於“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新唐書·西域傳》），其來華經商或定居者將此信仰亦帶入中華，並逐漸影響到中土其他民族，使其宗教傳至中原、蒙古、西藏、西北等地，並在江南也留下其存在的痕跡。尤其在沿絲綢之路的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地區，該教影響頗大，信其教者包括鮮卑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等，甚至在西藏原始本教中都可找到這一信仰的蛛絲馬跡。[4]

 無論是陸地絲綢之路的沿途，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都曾有瑣羅亞斯德教的發展，其在華興盛於隋唐，後因伊斯蘭教的強力傳入而在北宋末期衰落。但其對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產生了長久影響，除了其信仰特色仍被人重視之外，由其信仰禮儀習俗等演變發展的穆護歌、胡騰舞、胡旋舞、潑胡乞寒戲、拓壁舞筵也成為廣為流傳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