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絲綢之路上的猶太教

猶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來中國經商，他們多從中亞經絲綢之路來華，亦有從海上絲綢之路經西亞、北非或印度等地轉道來華者。因為猶太民族全民信教，所以其蹤跡所在亦是其猶太教到達之地。公元2世紀的猶太教拉比文獻中已經有了關於絲綢的記載，但在絲綢之路所發現的猶太教遺跡遺物則多為7世紀至14世紀之間的文物，隋朝裴矩的《西域圖記》也有當時從中國出發西行的路線記載，稱“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5]而有確切史料證明大批猶太人來華喬寓定居之事實的，主要乃宋代開封等地猶太人的存在及同化。

 猶太教在華始稱“一賜樂業”教，為今“以色列”的同音異譯，亦有人解釋為此名乃根據明太祖的旨意，表明其“撫綏天下軍民，凡歸其化者，皆賜地以安居樂業之鄉，誠一視同仁之心”的態度。[6]而中國古代民間則將之稱為“挑筋教”，其寺為“挑筋教禮拜寺”。而關於猶太人在華名稱的記載及其演變，陳垣曾指出，“猶太族之見於漢文記載者，莫先於《元史》。《元史·文宗紀》天歷二年詔僧、道、也裏可溫、術忽、答失蠻為商者，仍舊制納稅。術忽即猶太族也。《元史語解》易術忽為珠赫。……術忽或稱主吾，又稱主鶻。”“至於一賜樂業之名，則起於明中葉。如德亞之名，則見於明末清初。猶太之名，則見於清道光以後。術忽之名見於元。《元史譯文證補》又謂元《經世大典》之斡脫，即猶太。”[7]

 在華猶太教基本上是順著陸上絲綢之路及其延伸路線來發展，到達開封的猶太人在宋代乃是從古波斯一帶出發東進，沿途經過了西夏及西域其他國家，故有來自“西域”之說。但亦有人對猶太教來華持“天竺”之論，即從海上絲綢之路經印度而來。記載開封猶太教的文獻弘治碑刻《重建清真寺記》稱其“出自天竺，奉命而來”；而正德碑刻《尊崇道經寺記》則說其“本出天竺西域”。潘光旦為此有如下解釋，“西域說就是波斯說，天竺說就是印度說。”[8]這兩種說法都證明猶太教不是從其本土直接來華，而是經絲綢之路或海上絲綢之路在其沿線各國如中亞、印度等居住、生存，然後才輾轉來到中國。這就使猶太教的來華傳播與絲綢之路有著不解之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我民族及宗教意識如此強大的猶太人及其猶太教卻通過平緩的融合同化而在中華大地上消失，這已成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值得追溯、思考之謎。

 四、絲綢之路上的景教

如前所述，景教之稱本身就顯出了波斯宗教信仰的色彩，而作為其本原的基督教聶斯脫利派正是經歷了其在波斯的嬗變才傳入中華的，故景教在華初被誤傳為火祆教，“景”字本身亦與“火”字有著某種內在關聯，由此其教初名“波斯教”，其寺初稱“波斯寺”。景教的傳入與當時絲綢之路的開通和各族的往來直接相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描述了唐貞觀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羅本沿絲綢之路來中國傳教的經歷，陳垣認為其初傳乃由海上絲綢之路而來，“彼時中華與波斯大食交通頻繁，伊大約由海路來也，景教碑有‘望風律以馳艱險’句。”[9]不過，也不能排除景教由陸路傳入中國的可能。朱謙之指出，“在中國與波斯之間，密布著交通網，以與中國之重要國際貿易都市相連接”，“景教徒自敘利亞、波斯以至中國，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聚集的地方，大概都是東西往來貿易的通路，例如安都（Antioch）、泰錫封（Seleucia-Ctesiphon）、驢分城（Edessa伊得薩）、木鹿（Merv）都是。這些地方或駐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如安都、驢分城），或即為景教之據點（如泰錫封、木鹿）。”[10]應該說，景教在當時是活躍在絲綢之路、溝通中西的一大宗教。

 唐朝景教曾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興盛，唐會昌五年（845年）被武宗毀佛滅教打壓後，景教也沒有在中國完全消失，而是沿著絲綢之路的擴展繼續在其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流傳，“在蒙古人統一大漠之前，居住在土拉河和鄂爾渾河流域的克烈部落、阿爾泰山附近的乃蠻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裏乞、陰山以北地區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區的畏兀兒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中都已流行景教信仰。”[11]

 宋元之際景教的發展不離與絲綢之路的關聯，而且其影響的重點地區多在西域，處於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景教在這些地區的存在與發展曾給遠在歐洲的基督教國家帶來種種傳聞和希望，如12世紀的歐洲曾流傳東方有一位“長老約翰王”（或稱“祭司王約翰”）信奉景教，曾率軍遠征波斯和米底等地與穆斯林交戰，並攻克愛克巴塔那，只因底格裏斯河漲水才阻止了其收復聖地耶路撒冷的行動。這一傳說是歐洲天主教在12至14世紀派傳教士東來中國傳教的重要動因之一，由此也使中世紀的西歐通過絲綢之路而與中國有了更多的來往及關聯。

景教之名在元朝被“也裏可溫”的表述所取代，盡管人們對“也裏可溫”的解詁頗多，其共識為基督教之稱則無異議。陳垣曾考證說，“觀大興國寺記及元典章，均有也裏可溫教之詞，則也裏可溫之為教，而非部族，已可斷定。復有麻兒也裏牙（馬利亞）及也裏可溫十字寺等之名，則也裏可溫之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元史國語解所釋為福分人者，或指其為奉福音教人也。

”[12]自唐以來論及基督教及其信徒有多種表述，如“景教”、“叠屑”（tersa）、“達娑”（Tarsa）等。“也裏可溫”在元朝指景教應無異議，元朝文獻在論及也裏可溫時多提及聶斯脫利之名。不過，“也裏可溫”是否指元朝基督教的統稱，尤其將元時入華的天主教也稱為“也裏可溫”則尚無定論。陳垣在其《元也裏可溫教考》中大致承認“也裏可溫”包括天主教之說，他在引證時指出，“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曰：此卷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裏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雲：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余裏，乃也裏可溫行教之地。教以禮東方為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為準。據此則薛迷思賢乃西洋之地，而也裏可溫即天主教矣。”[13]“謂也裏可溫為即天主教者，莫先於此。劉文淇道光間儀征人，阮元門下士。其說並非附會，較元史語解之解釋為確切矣。”“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曰：也裏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為阿勒可溫一語，……阿勒可溫，即也裏可溫。”[14]“巴拉超士既謂也裏可溫是蒙古語之Erkeun，是其初專指聶斯托爾派之僧侶，其後為基督教徒之總稱也。”[15]在該書第二章關於“也裏可溫教士之東來”的內容中，陳垣也開章明義，直指西方教士之東來，並說，“元代與歐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詳。今巴黎文庫中，尚藏有元代宗王致法蘭克王蒙文原書”。[16]顯然，陳垣等研究者在此對景教與天主教並沒有細分，而歷史上兩派卻明顯有別，如元朝東來的天主教在華第一位主教孟德高維諾就曾在其信函中宣稱，“景教徒名義上信奉基督，而實際遠離基督教信仰。”他還進而指責“景教徒自己或者收買他人慘酷迫害我，……他們常常押我於法庭，以死相威脅。”[17]實際上，元時鎮江府大興國寺碑文中論及的薛迷思賢按照穆爾的解釋“即撒馬爾罕”，[18]此為聶斯脫利派活躍的中亞地區，而非以天主教為主的西歐。人們並沒有清晰、明確地找到以“也裏可溫”來直述元代天主教的元朝漢語文獻，而西文、蒙文文獻只是經過翻譯來間接地論及天主教在元朝的存在與發展。況且，漢語“天主教”這一表述本身乃明朝的用語，後人的翻譯、轉述不足以說明當時的真實處境。因此，深化絲綢之路上景教發展演變的研究，至少可以在景教來華的具體路線、以及元朝景教與天主教的異同上進一步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