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寫給讀書人的話

 作為讀書人，我懷念且支持實體書店；至於網上書店，更多的是理解與尊重。這回的講座，本安排在言幾又書店，後主辦單位建議改在京東，我沒有反對。這樣一來，加上去年年底應邀參加亞馬遜年會，上個月出任當當與南航合作的“閱享南航”項目的閱讀大使，我算是跟當下中國網上書店的三大巨頭都有了接觸。

 可說實話，對於如何進行圖書宣傳，我始終心有余慮。不會完全拒絕，但也不是積極參與。我當然懂得，書賣得好，版稅就多，出版社也會更積極地邀稿。我的第一本書《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出版於1987年，承蒙讀者厚愛，從那以後刊行的諸多書籍，基本上都不會讓出版社賠錢。當然，也說不上暢銷。到目前為止，發行最多的《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算上各種版本，中文外文、繁體簡體，二十五年間從未間斷，估計也就賣了十萬冊。一次飯局上，有朋友很得意地說，他的書三個月就銷了十萬。我一點都不羨慕妒忌恨，因為，很難說是疾風驟雨好，還是“隨風潛入夜”更讓人惦念。我寫書的目標是：雖不暢銷，但能比較長久地站立在讀書人的書架上。因此，圖書宣傳對我來說，主要不是增加銷量，而是“廣而告之”，讓大家了解此書的長短得失，若需要，能很方便地得到，這樣就行了。

 今年春天，在南方一所高校演講，某教授告知，他當年在東北師大念博士生，妻子家教一個月，賺了一百元，被他拉進書店去，買了一套剛出版的《陳平原小說史論集》，精裝三卷，共96元，妻子回家後哭了。聽到這故事，我既感動，又慚愧，回京後，趕緊寄送新書給這位教授，請他轉送給如今也在大學教書的夫人。這個經驗，讓我益發堅信，讀書人的錢，不能隨便騙。

 今天不是專業演講，只是說說這兩本書的寫作初衷，以及達成了幾分目標，對什麼樣的讀者是比較合適的。網上傳我的文章《粉絲制造閱讀奇跡，是對“經典”的絕大嘲諷》，其實，這個話題，前幾年出版《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時就談過。我感嘆的是，現在的書業很奇怪，賣的不是“圖書”，而是“人氣”；“人氣”可炒作，可那無關“閱讀”呀。我是讀書人，深信這書如果你不想讀，是不應該買的。

二、“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

 首先自報家門：我是中文系教授，入門處是中國現代文學。從那個地方起步，不斷往外拓展，逐漸延伸到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列舉一下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文學史有《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1988）、《20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989年，後改題《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千古文人俠客夢》（1992）、《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1998，後改題《中國散文小說史》）等；學術史有《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1998）、《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2005）等；教育史則是《老北大的故事》（1998）、《大學何為》(2006)、《大學有精神》（2009）、《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2015），連同今年刊行的《大學新語》，合稱“大學五書”。

 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這是三個不同的學術領域；雖然三者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研究方法與評價體系畢竟不同。若想找到三者的重疊處，那很可能就是我今天要談論的“文學教育”。

 我心目中的“文學事業”，包含文學創作、文學生產、文學批評與文學教育。四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隔，更有各自獨自發展的空間與機遇。就拿文學教育來說吧，不僅對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關，對整個大學也都至關重要。而選擇文學史作為核心課程，既體現一時代的視野、修養與趣味，更牽涉教育宗旨、管理體制、課堂建設、師生關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今天談論的是我近期出版的一大一小兩本書。大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是增訂版，初版刊行於2011年，剛獲得第四屆王瑤學術獎的學術著作獎（2016）。新版增加了三篇長文，且添上副題“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使整個論述更為完整，主旨也更加顯豁。小書《六說文學教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包含六篇長文，外加三則附錄。正如該書“小引”所言：“詩意的校園、文學課程的設計、教學方法的改進、多民族文學的融通、中學語文課堂的馳想，不敢說步步蓮花，但卻是每一位文學（語文）教師都必須面對的有趣且嚴肅的話題。”所以，我建議將此書與北大版《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相對讀。其實，還有一本評論性質的《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也是討論此話題的，不過，那書是論文、序跋、隨筆結集，體例有點雜。

 這回的一大一小兩本書，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這體現了文學教授的人間情懷、學術史視野以及自我反省意識。如果你想挑著讀，建議看《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的第二章“知識、技能與情懷——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第三章“‘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以及第四章“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學教育”。這三章的論述對象以及處理問題的方式，大體代表了我的學術興趣與科研能力。

 本書希望在思想史、學術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具體的論述策略是：從學科入手，兼及學問體系、學術潮流、學人性格與學科建設。關於文學學科的建立，中文系教授的命運，以及現代學制及學術思潮的演進等，關注的人會比較多；具體到某學術領域，如小說史、散文史、戲劇史以及現代文學的前世今生，乃至未來展望，必須是專業研究者才會有興趣。推介這麼一本五六百頁的大書，只說我殫精竭慮，寫了很多很多年，那是沒有意義的。醞釀時間長，寫得很辛苦，並不能保證這書的質量；我只想說，經由這本《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我們對晚清以降這一百多年中國現代大學的“文學教育”，有了基本的了解，以及大致準確的判斷。

 空口無憑，為了讓大家對此書的論述風格有所體會，我略為介紹第八章“在政學、文史、古今之間——吳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瑤的治學路徑及其得失”。昨天是教師節，借推介新書，談論我幾位尊敬的師長，也算是一種深情款款的懷念。那篇文章共六節，跳過“北大中文四老”的由來、風雨同舟四十載、政治與學術的糾葛、文學與史學的互動、古典與現代的對話，就說這第六節“老大學的遺響”。

 這四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發揮關鍵作用的文學教授，都曾是清華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學生。四人中，受朱自清影響最深的,無疑是其直接指導的研究生王瑤。也正是王瑤，晚年借助朱自清這座橋梁，提出了“清華學派”這個曾風行一時的概念，且再三強調：“我是清華的，不是北大的。”作為長期任教北京大學的名教授，晚年的王瑤如此絕情的陳述，用意何在？我在《八十年代的王瑤》（《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中曾略為辨析：因撰寫《念朱自清先生》和《念聞一多先生》二文，王瑤重新回到美好的青年時代，愛屋及烏，因而特別表彰清華的學風及文化。另外，從21歲到39歲，這18年間，王瑤與清華結下了不解之緣；至於後面的30多年，不愉快的歲月居多。可那是大時代的緣故，怨不得北大；即便不是院系調整，繼續生活在清華園，王瑤也未必有好處境。吳、林、季三位未見如此情感強烈的表述，但也都與夾雜著“青春記憶、師長追懷、個人遭遇”的母校清華大學有密切聯系。